都市化进程中的南村社会关系调查报告

了好几年。为了在南村站住脚，非常注意和本地人搞好关系，除了在社会公益事业上表示热心外，特别和村干部打成一片。不少居民认为建了房子没人租，没人买，等于把钱搁在那儿，为何还要一建再建？答案只有一个：建房子对干部有好处，他们可以吃回扣。比如一个厂房工价是400-500元／平方米，包工头可以把价打到500-600元／平方米，把超出部分的送给支书，支书就在合同上签字，整个过程没有公证人，也没有居民敢去查问。包工头中没有本地人固然与南村没有建筑业传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容易披露内幕，所以即使是本村的工程队也接不到工程。据估计，南村的支书一年有200-300万元收入，甚至多达400万以上。有村民说现在的支书只差飞机大炮没有了，大厦都几幢了。

　　南村在公路边搞房产开发，建好后有一批临街铺位要出租，管理区还给3万元作为每个铺位的启动资金，这个条件非常优越，村民都想争取，管理区既不开会讨论，也不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主办此事的支委把它们租给了自已的亲戚，村民提出意见，他根本不当一回事，"我想给谁就给谁。"类似这样的事不少，如征地后大家都没有工作做，而集体企业中某些空位，被主办者首先安排给干部亲友。

　　土地征收，农村转为城市，是南村的一件大喜事，但因为集体资金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干部普遍的贪污腐败，征地以后村民和干部之间的关系反而日见紧张，权力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行政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性淡化，转而成为一种资本。支书实际上是村里最大的老板，他最有权，也就最有钱。
　　　　　 　　　　　　　　
五、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化

　　公社化以后，由于一切生产生活资源均由集体支配，加上日益激烈的反封建迷信运动，南村的民间礼俗活动几乎完全绝迹。改革以后，农村生活趋于正常，社会生活的整合原则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而且在征地后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一些民间礼俗活动得以部分恢复。其在文化性质上与都市化相反，但在推进权力分化，建构市民社会方面又与都市化一致。
　　
1、祭祀活动的公开化

　　南村村民均是数百年前从中原等地迁徙而来，风俗习惯、岁时佳节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明、端午、7月14、中秋、冬至、除夕等都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其中清明最为重要。49年以前妇女地位低，没有资格去拜山，现在则女儿、媳妇也去，一般是同姓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时多达50-60人，按男丁人数出钱购买甘蔗、肉包子、饮料、烧猪、饼等祭品。由年长者带领，先在祖坟前放上一张报纸，烧香点蜡烛和鞭炮，然后按年龄大小、先男后女的顺序磕头。磕头时每个人可以许愿；祭后祭品当场由众人分食，烧猪则带回去再分。关系好的同姓者，都集中到辈份最高的人家中吃饭。除清明外，其余节日都由主妇代表在家中拜一下就算了事。

　　天后宫是南村唯一的群众性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南沙镇唯一的天后宫。改革后，南沙籍的香港人梁彩在东莞、番禺等地建了好几个庙宇，也到南村来呼吁砌建天后宫。他和南村的朱婶一起到各队捐款，多的给50元，少的10元、20元，愿意出多少就多少；梁彩收了钱，修房子、塑神像。当时南村的支书不让建，派出所也反对。梁彩说修天后宫，不为别的，至少也让老人在树下歇歇，地方领导就让步了。修好后，梁彩即委托朱婶负责日常管理，主要是整理供品、收拾卫生、夜晚锁门等等。村里出钱买了一个铁皮箱，放在天后宫内，每月初一、十五来烧香磕拜的人会捐些钱到箱中，每年约1000元左右，钱柜钥匙由一个生产队长保管，他和朱婶一道开箱取钱；钱取出后放在队长那里，朱婶不时来取钱买香油。发票由一个支委签名后到队长那里报销，管理方法比较严格。天后宫是一个小庙，香火不算很旺，村里不给钱，本村有钱人也没有自动捐钱的。据朱婶讲，来拜的人不多，本村的妇女居多，倒是一些外地从事运输业的人，车子经常坏，就到宫里来祈求保护，早晚拜了几次，车子居然也就不坏了。本村玩具厂的香港人，也不时带了烧猪来拜。总的看，祭礼活动在南村社会生活中没有突出意义，更多是一种形式。

　　改革后的农村，传统宗教、迷信活动等一般都是呈回潮之态，所以在这方面不明显，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南村本是移民地区，生活资源比较缺乏，农民迁到这里后就告别了原来的礼俗背景，忙于日常生计，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礼俗传统；二是宗族势力单薄，南村６个姓，黎、朱是大姓，各有几十户，但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俗称"水流柴"，"大杂烩"，没有人利用祠堂、祖宗等来规约同姓村民；同姓中的年长辈高者也并不拥有社会权威，决定村民情感态度的主要是利益和现实关系。

　　
2、村俗活动的新型态

　　经营方式的个体化加强了社会活动的个体化，自发的群体性民间活动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行政权力之外的民间社会并未形成，一些节日的集体性活动，主要是由村里以经济为杠杆组织操纵的，其中比较大的是两类。

　　一是端午节的龙舟赛。龙舟赛在南沙较有传统，改革前的龙舟赛通常用一种一丈

八尺的"泥艇仔"，每艇座4、5人，在河涌里比快。这种竟赛由大队组织，每个生产队一艘，比出名次后由大队出钱发奖金。不比赛时，小艇被用来运泥运肥料。分田到户后，这种龙舟赛作为集体活动自动取消，生产队的小艇也没有护养，干脆就卖给各户做交通工具；直到85年，广州市举行国际龙舟赛，番禺县要派队参加，趁机就在县内搞一次龙舟比赛，各镇参加，由此层层过渡，带动龙舟赛的复兴。

　　通常由县、镇有关部门(如体委)发出通知，村里着手组织，每队选几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男性。赛前1个月开始训练，每艇50人，比赛在附近河涌里进行，全程2000-3000米。村里除竞赛费用外，还给参加者一定报酬，开始是每人每天10工分，后来是30元。龙舟平时没有什么用，就用泥埋在海滩里，否则容易腐烂；要用时再挖出来，上油晒干。由于龙舟在南村没有特殊的仪式意义，基本上是一种文体活动,其组织完全由行政部门掌握，下通知、选人员、定时定点比赛，现在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活动。

　　二是春节娱乐。民间自发的是初一到初五的舞狮。南村有几个人精于此道，春节前就自发地凑到一起，稍作演练就可以走村串户。舞狮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春节期间大家高兴，各家各户都会给一些，作为对民间娱乐的支持，村里也补助一些，生产队给一个红包(100元左右)，这样舞狮者每天有15元的收入。

　　春节期间主要娱乐是村里组织的各种比赛，一般有足球、乒乓球、象棋、拔河等项目，有兴趣有特长的人自动报名，在本村的场地或学校的操场上训练。春节期间以生产队或村为单位进行比赛，基本费用由村里出，优胜者有奖金，多时达1000元。

　　另外，五四、六一、国庆、元旦等南沙镇里会组织一些文艺晚会，唱歌跳舞等。参加者多是镇府机关工作人员及工厂青年，实际上是官方组织的现代娱乐，与传统的民间礼俗没有关系，与村里也没有太大关系。

　　征地后，除少数复耕地和房前房后的小菜地以外，南村居民基本上告别了土地。因共同经营土地而产生的各种民间联系趋于消解，不少青壮年到外地打工，原来因群居而来的约束也自动消失，残留的一些仪式也日益经济化，都市化在逐步淘汰原来的民间礼俗。

　　比如春节等节日村里照例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但都是管理区出钱张罗，居民即使有愿望也不会自行组织。94年南沙管理委员会举办首届运动会，项目有龙舟赛、球类、拔河等。首先考虑的就是经费问题，运动员的训练费用由管理区出，各个项目都有企业赞助，获奖者由管委会发奖金。在运动会中获得龙舟赛冠军的南村干部说，龙舟赛费人费时费钱，请1个人每天要花50、60元，以后除非上级要求搞，不然管委会不会再组织。

　　民间礼俗本是一个社区共同体的庆典性、公共性活动，现在南沙的社区共同体差不多已经解体，居民之间正在摆脱过去的血缘、邻里、生产协作关系的束缚，逐步转向社会化的都市居民。民间礼俗活动失去了社会基础，只能是一级行政组织的工作，于是即使是自愿的参加者也要求一定报酬，"我是在为你工作嘛"。按照目前情况看，今后除一些官方组织的文体活动外，基本上不会再有什么民间礼俗活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设想。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目的一般是次要的，在南村度过了都市化的不适应而进入一个稳定富庶的日常生活之后，会建构一套

《都市化进程中的南村社会关系调查报告(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