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事人涉法群体上访案件的调查分析
无闻，年逾古稀，通过上访，结识了一批上访者，不断用电话邀集这些人一道去上访，为他们出谋划策，还不断受到接待机关的礼遇，一天到晚忙得很，却认为这是老有所为，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第二起群众上访事件发生于2004年4月5日，以胡×、谢×为诉讼代表人的98名原告诉某有限公司的劳动报酬案件，虽然该案已经起诉到某县法院，但又认为该案应由中院受理，并于4月5日，10名原告聚集到中院上访，要求中院受理此案。
该案的上访是随着我国企业改制过程中劳资矛盾的凸现。以形式上看原告是想通过法律获得救济，但实质上原告是希望有一种更大的权力来解决他们的纠纷。
从以上两起群体上访可以看出，任何纠纷都是社会生活现实的反映，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出现劳资纠纷也在所难免。目前，我市企业改制已接近尾声，相对而言，当事人的集体上访疏导的难度要小一些，唯有这种个案的串访，由于其组织性强，社会危害性大，而且处理不慎将引起许多人的效仿。所以，加强对个案串访的治理，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
二、群体上访事件原因分析
1、当事人进京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后果。相反，我们的新闻舆论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当事人进京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由于中国老百姓有着传统的“青天”情结，面对一方当事人的申诉，有的领导作出批示，这本是其职责范围的事情，但这种消息经新闻炒作，不时见诸报端，作为领导亲民作风的好事来表扬。这就告诉老百姓，找领导比找法院管用，越是高级的领导批示，作用越大。于是，大量的上访人群开始了长年累月的奔波。2004年2月20日《杂文报》报道：“这些人中大多数程度不同有些冤屈，也有些人没有更大的事情，或者事情已经得到合理处理，但是他们坚信只要找到领导作批示，就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找领导上访比打工种地都合算，于是甘当上访专业户”，该文语言虽有些偏激，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另外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这些人的上访形式“文”的用打横幅、下跪，“武”的用恶意地语言找法官或接待人员争吵，声音越大越好，情绪越激烈越好，或在地上打滚，口口声声要炸楼、要杀人（我五十多岁了，要命做皇帝啊！），总之围观群众越多越好，要产生轰动效应。一旦这些人成了专业户，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会吸附越来越多的人去效仿。事实上，所谓的领导，在他们心目中也是“为我所用”，一旦领导的批示没有起到他预期的实际效果，反过来领导就成了包庇者。如孙×的合伙纠纷案在人大的个案监督下没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他在“再次赴京上访信”《刑事控告伸冤书》第10页中写道“法院勾结人大内司委×××和经办人×××二人搞鬼，内司委反过来指导法院继续判错案给申冤人……错案越纠越冤，冤案逼你息诉……”。此时上访者攻击的目标是法院的上级，信口开河说不负责的话，一次次浪费司法资源，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越级上访、进京上访、重复上访都在情理之中。
2、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我国在制度设计上有再审程序，这是一种补救程序，但现行的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存在三大缺陷。
（1）刻意强调裁判的绝对公正，着重追求实体真实，“有错必纠”，而忽视诉讼公正的相对性。绝对的公正只是一种理想，以理想的标准衡量现实，只能让人对法失去信心。
（2）过分强调错误裁判的可救济性，忽视了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和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各级法院对生效案件的复查、再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是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因不断复查、再审遭受严重破坏，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错误的标准是什么？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法律已赋予裁判者审判权，在当时的裁判者的文化、心理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判决就要被认为唯一可选择的结果，以一个模糊的标准一味的去救济，审判权在哪里？法律的终局性在哪里？裁判不能使法律关系最后稳定下来，其价值又在哪里？
（3）现行司法机关以行政模式管理，但他们工作性质具有被动性和中立性。由于法院在实践中承担了大量的“交办”案件，也不断地依职权启动再审，特别是再审立案审查程序无法可依，其被动性和中立性无从体现。
三、对进一步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建议
在对存在的问题的认识清楚之后，解决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消除产生问题的原因：二是加强对存在的问题的控制。前者是一种积极的、治本的解决方法，而后者是一种消极的、治标的解决方法。从效果上看，当然是前者更加有效，而后者只能从外部遏制问题的发生，属于辅助前者发挥作用的补充性措施。对于法院来说，要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以上两种方法必须同时采用，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要充分体现党的绝对领导，由于各部门、各单位职责分工不同，站在的角度不同，对一个案件的看法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之现象，这时就需要一个能把握全面，具有超前意识的一个组织来进行监控、协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法律建设才能走上正常的轨道。对一些单位总以法律效果来对抗党的领导的，要给予警醒。从理论上说，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统一的，但法律在现实中时常表现出来的滞后性是任何法学家也解决不了的。同时，法律毕竟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法律是一种社会科学，最后的落脚点是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纠纷，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健康的发展才是国之大事。如果案件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后当事人不服，大众不能接受，或判决无法执行引起新的矛盾和纠纷，应该说这不是一个理性的判决。体现党的领导，首先体现为各单 《关于当事人涉法群体上访案件的调查分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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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起群众上访事件发生于2004年4月5日，以胡×、谢×为诉讼代表人的98名原告诉某有限公司的劳动报酬案件，虽然该案已经起诉到某县法院，但又认为该案应由中院受理，并于4月5日，10名原告聚集到中院上访，要求中院受理此案。
该案的上访是随着我国企业改制过程中劳资矛盾的凸现。以形式上看原告是想通过法律获得救济，但实质上原告是希望有一种更大的权力来解决他们的纠纷。
从以上两起群体上访可以看出，任何纠纷都是社会生活现实的反映，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出现劳资纠纷也在所难免。目前，我市企业改制已接近尾声，相对而言，当事人的集体上访疏导的难度要小一些，唯有这种个案的串访，由于其组织性强，社会危害性大，而且处理不慎将引起许多人的效仿。所以，加强对个案串访的治理，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
二、群体上访事件原因分析
1、当事人进京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后果。相反，我们的新闻舆论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当事人进京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由于中国老百姓有着传统的“青天”情结，面对一方当事人的申诉，有的领导作出批示，这本是其职责范围的事情，但这种消息经新闻炒作，不时见诸报端，作为领导亲民作风的好事来表扬。这就告诉老百姓，找领导比找法院管用，越是高级的领导批示，作用越大。于是，大量的上访人群开始了长年累月的奔波。2004年2月20日《杂文报》报道：“这些人中大多数程度不同有些冤屈，也有些人没有更大的事情，或者事情已经得到合理处理，但是他们坚信只要找到领导作批示，就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找领导上访比打工种地都合算，于是甘当上访专业户”，该文语言虽有些偏激，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另外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这些人的上访形式“文”的用打横幅、下跪，“武”的用恶意地语言找法官或接待人员争吵，声音越大越好，情绪越激烈越好，或在地上打滚，口口声声要炸楼、要杀人（我五十多岁了，要命做皇帝啊！），总之围观群众越多越好，要产生轰动效应。一旦这些人成了专业户，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会吸附越来越多的人去效仿。事实上，所谓的领导，在他们心目中也是“为我所用”，一旦领导的批示没有起到他预期的实际效果，反过来领导就成了包庇者。如孙×的合伙纠纷案在人大的个案监督下没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他在“再次赴京上访信”《刑事控告伸冤书》第10页中写道“法院勾结人大内司委×××和经办人×××二人搞鬼，内司委反过来指导法院继续判错案给申冤人……错案越纠越冤，冤案逼你息诉……”。此时上访者攻击的目标是法院的上级，信口开河说不负责的话，一次次浪费司法资源，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越级上访、进京上访、重复上访都在情理之中。
2、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我国在制度设计上有再审程序，这是一种补救程序，但现行的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存在三大缺陷。
（1）刻意强调裁判的绝对公正，着重追求实体真实，“有错必纠”，而忽视诉讼公正的相对性。绝对的公正只是一种理想，以理想的标准衡量现实，只能让人对法失去信心。
（2）过分强调错误裁判的可救济性，忽视了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和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各级法院对生效案件的复查、再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是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因不断复查、再审遭受严重破坏，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错误的标准是什么？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法律已赋予裁判者审判权，在当时的裁判者的文化、心理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判决就要被认为唯一可选择的结果，以一个模糊的标准一味的去救济，审判权在哪里？法律的终局性在哪里？裁判不能使法律关系最后稳定下来，其价值又在哪里？
（3）现行司法机关以行政模式管理，但他们工作性质具有被动性和中立性。由于法院在实践中承担了大量的“交办”案件，也不断地依职权启动再审，特别是再审立案审查程序无法可依，其被动性和中立性无从体现。
三、对进一步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建议
在对存在的问题的认识清楚之后，解决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消除产生问题的原因：二是加强对存在的问题的控制。前者是一种积极的、治本的解决方法，而后者是一种消极的、治标的解决方法。从效果上看，当然是前者更加有效，而后者只能从外部遏制问题的发生，属于辅助前者发挥作用的补充性措施。对于法院来说，要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以上两种方法必须同时采用，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要充分体现党的绝对领导，由于各部门、各单位职责分工不同，站在的角度不同，对一个案件的看法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之现象，这时就需要一个能把握全面，具有超前意识的一个组织来进行监控、协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法律建设才能走上正常的轨道。对一些单位总以法律效果来对抗党的领导的，要给予警醒。从理论上说，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统一的，但法律在现实中时常表现出来的滞后性是任何法学家也解决不了的。同时，法律毕竟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法律是一种社会科学，最后的落脚点是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纠纷，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健康的发展才是国之大事。如果案件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后当事人不服，大众不能接受，或判决无法执行引起新的矛盾和纠纷，应该说这不是一个理性的判决。体现党的领导，首先体现为各单 《关于当事人涉法群体上访案件的调查分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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