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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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符号的动物
——卡西尔
历史总是沉默着，当你不去触碰它的时候。时代有时代白己的喧嚣，这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确切的定位，只有当我们也成为了过去，在不断地被挖掘、研究和争论中，慢慢地似乎才有了某种程度的坐标位置。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吧。
然而，历史有它另一张面孔。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叫做“记载”也未尝不可。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句让人觉得他很伟大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历史只有在当下的解读中才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历史是个不存在的东西，它可以被记录在案，但将其固定的载体却是现时的存在，它可以就是你手上捧着的一本带插图的书。
过去只告诉人们一个“记录在案”的真实，所以“真实”的背后还有别的“真实”。我们原本以为最确定的事实却忽而成了最难以捉摸的了，似乎历史是流动的，似乎它也像我们经常比喻的将来一样，具有无限变幻的可能性。民众总是对于稳定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原本仅仅也只是一家之言的历史书才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因为那是公认的，那是权威的，那是有生命力和说服力，也是确定不变的。和民众不一样的是，作为古代的杰出政治家们，却早已看透这种心理依赖。他们懂得如何让历史做自己的代言人，而历史，正是“记录在案的”！
然而书是由文人写的，尽管我不想将政治权威和文人这两个群体刻意地对立起来，但是两者对于话语权的渴望和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如果文人果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话，那么对于文字的主动权则是他们所剩无几的筹码中尚显有力的能与专制君王争夺资源的一件。可悲的是，当文人们以为有了可以讨价还价资格的时候，往往招来杀身之祸。曾经，咸阳城“焚书坑儒，六百年间的精华付之一炬”，历史似乎对这段劫难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忘却。
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案，本来也是有比较统一确切的说法的，不过近些年翻案的不少，标新立异的也见怪不怪，以致这段历史像化了浓妆一样让人看不清本来的面目了。不过书肯定是烧了，人也绝对是杀了的，至于赢政此举的目的早已众说纷芸，并不重要了。但这至少说明了，统治者已经对文人有着起码的警惕，而所谓“用人不疑”在我看来多多少少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历史上董卓也放过一把火，“不但洛阳成为废墟，所有国家收藏的文学典籍只有蔡邕带出五车，后人讲‘学富五车’比喻尽天下之才学，也不过就是这五车了，其他的尽为灰烬”。如果说这只是场意外的话，那么梁元帝在投降北周之前所干的一件大事——焚书，则完全出于故意。“元帝酷爱文学，喜欢藏书，号称‘读书破万卷’。他以帝王之尊私藏的图书超过数万册，可谓南北之精华、数百年间的文学积淀尽在元帝私藏之中，却一把大火全都烧成灰烬。”北周宇文氏得知后大怒，元帝最后被杀亦与此有关。在这里，书籍字画这种东西已经开始显露出它和有形有体财产不一样的特质，那就是纵然你拥有它，但并不能随意支配，尤其是民族文化之类属。
文学历经三次大火焚烧，难怪乎有人叹息“先秦两汉经典再无可寻”。五行有“相生相克”之说，其中谓“木生火”，从中似乎可以隐约找到焚书的“自然科学依据”。文字自记载于纸上之时便过渡到一种易燃物，造得快，烧得也彻底。烧书这样一种行为，可以看作是用暴力来否定另一种话语权的正当性，也可以看作是暴力实施者对反抗者的警告：火可以烧书，也可以烧人。《西游记》里有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情节，为了确保安全，行者给其他三人划了个火圈，只要在火圈内便可以保证没有生命之虞。可惜他们不听话，被妖怪忽悠出来了，险些成了“被人卖了还替别人数钱的傻瓜”。观众在这个时候总是唏嘘，责怪唐僧、悟能的自作主张。专制统治者同样给文人们划了个圈，不安分守已要出圈就等于是引火自焚。烧了一两次还果然有效果，先例已在那儿，不等我这边划圈，有文人白已已经开始测量范围划地为牢了。
对于中国旧时的文人尤其可悲的是，一方面要做集团内的臣子，一方面又要处处小心保全性命，所谓的知识分子独立性更是天方夜谈！安分守已并非万全之策，“老板”也会有神经过敏的时候。焚书只是形式，最好不要说话了。于是有了文字狱。文字狱让文人们人人自危，也培养了一大帮文人间谍。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说，最怕的不是来自明枪，而是友人们的暗箭，是之谓也。于是乎，旧文人自身的独立人格不保，连做人的尊严也荡然无存了。
当文字狱把“焚书”这件外袍也扯下来，赤裸裸暴露出控制文人精神独立性的欲望时，我们看到了在文明的广场上进行着最野蛮的刑罚。面对同一种表达，可以有很多的理解。当统治君王试图通过表达方式来探悉文人精神世界的一切活动时，所有的解释都变得面目可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欠缺的只是借口，而文人籍以表达的作品正好成了最佳的借口。
帕斯卡尔把人比喻成“一支有思想的芦苇”，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乐观的比喻。明朝学者李贽明知所作的书会被禁，却依然“将锋芒指向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说教，向程朱理学提出大胆的怀疑和公开的批判”，并将其命名为《焚书》。你们不是要来猜测，要来探悉，要来抓辫子吗？那我就直白地告诉你们好了。批判并不是要置之死地，最起码它是一种独立的表达。我不能说反思是知识分子的一项义务，但它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能力，是力所能及的事。
从二千多年前焚书的火里走出来的，是知识分子永远希望摆脱却又纠缠不清的魅影。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那么我们还会不会同那些书里的符号一样在火里消弥了自己呢？
《爱上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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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符号的动物
——卡西尔
历史总是沉默着，当你不去触碰它的时候。时代有时代白己的喧嚣，这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确切的定位，只有当我们也成为了过去，在不断地被挖掘、研究和争论中，慢慢地似乎才有了某种程度的坐标位置。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吧。
然而，历史有它另一张面孔。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叫做“记载”也未尝不可。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句让人觉得他很伟大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历史只有在当下的解读中才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历史是个不存在的东西，它可以被记录在案，但将其固定的载体却是现时的存在，它可以就是你手上捧着的一本带插图的书。
过去只告诉人们一个“记录在案”的真实，所以“真实”的背后还有别的“真实”。我们原本以为最确定的事实却忽而成了最难以捉摸的了，似乎历史是流动的，似乎它也像我们经常比喻的将来一样，具有无限变幻的可能性。民众总是对于稳定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原本仅仅也只是一家之言的历史书才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因为那是公认的，那是权威的，那是有生命力和说服力，也是确定不变的。和民众不一样的是，作为古代的杰出政治家们，却早已看透这种心理依赖。他们懂得如何让历史做自己的代言人，而历史，正是“记录在案的”！
然而书是由文人写的，尽管我不想将政治权威和文人这两个群体刻意地对立起来，但是两者对于话语权的渴望和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如果文人果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话，那么对于文字的主动权则是他们所剩无几的筹码中尚显有力的能与专制君王争夺资源的一件。可悲的是，当文人们以为有了可以讨价还价资格的时候，往往招来杀身之祸。曾经，咸阳城“焚书坑儒，六百年间的精华付之一炬”，历史似乎对这段劫难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忘却。
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案，本来也是有比较统一确切的说法的，不过近些年翻案的不少，标新立异的也见怪不怪，以致这段历史像化了浓妆一样让人看不清本来的面目了。不过书肯定是烧了，人也绝对是杀了的，至于赢政此举的目的早已众说纷芸，并不重要了。但这至少说明了，统治者已经对文人有着起码的警惕，而所谓“用人不疑”在我看来多多少少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历史上董卓也放过一把火，“不但洛阳成为废墟，所有国家收藏的文学典籍只有蔡邕带出五车，后人讲‘学富五车’比喻尽天下之才学，也不过就是这五车了，其他的尽为灰烬”。如果说这只是场意外的话，那么梁元帝在投降北周之前所干的一件大事——焚书，则完全出于故意。“元帝酷爱文学，喜欢藏书，号称‘读书破万卷’。他以帝王之尊私藏的图书超过数万册，可谓南北之精华、数百年间的文学积淀尽在元帝私藏之中，却一把大火全都烧成灰烬。”北周宇文氏得知后大怒，元帝最后被杀亦与此有关。在这里，书籍字画这种东西已经开始显露出它和有形有体财产不一样的特质，那就是纵然你拥有它，但并不能随意支配，尤其是民族文化之类属。
文学历经三次大火焚烧，难怪乎有人叹息“先秦两汉经典再无可寻”。五行有“相生相克”之说，其中谓“木生火”，从中似乎可以隐约找到焚书的“自然科学依据”。文字自记载于纸上之时便过渡到一种易燃物，造得快，烧得也彻底。烧书这样一种行为，可以看作是用暴力来否定另一种话语权的正当性，也可以看作是暴力实施者对反抗者的警告：火可以烧书，也可以烧人。《西游记》里有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情节，为了确保安全，行者给其他三人划了个火圈，只要在火圈内便可以保证没有生命之虞。可惜他们不听话，被妖怪忽悠出来了，险些成了“被人卖了还替别人数钱的傻瓜”。观众在这个时候总是唏嘘，责怪唐僧、悟能的自作主张。专制统治者同样给文人们划了个圈，不安分守已要出圈就等于是引火自焚。烧了一两次还果然有效果，先例已在那儿，不等我这边划圈，有文人白已已经开始测量范围划地为牢了。
对于中国旧时的文人尤其可悲的是，一方面要做集团内的臣子，一方面又要处处小心保全性命，所谓的知识分子独立性更是天方夜谈！安分守已并非万全之策，“老板”也会有神经过敏的时候。焚书只是形式，最好不要说话了。于是有了文字狱。文字狱让文人们人人自危，也培养了一大帮文人间谍。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说，最怕的不是来自明枪，而是友人们的暗箭，是之谓也。于是乎，旧文人自身的独立人格不保，连做人的尊严也荡然无存了。
当文字狱把“焚书”这件外袍也扯下来，赤裸裸暴露出控制文人精神独立性的欲望时，我们看到了在文明的广场上进行着最野蛮的刑罚。面对同一种表达，可以有很多的理解。当统治君王试图通过表达方式来探悉文人精神世界的一切活动时，所有的解释都变得面目可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欠缺的只是借口，而文人籍以表达的作品正好成了最佳的借口。
帕斯卡尔把人比喻成“一支有思想的芦苇”，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乐观的比喻。明朝学者李贽明知所作的书会被禁，却依然“将锋芒指向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说教，向程朱理学提出大胆的怀疑和公开的批判”，并将其命名为《焚书》。你们不是要来猜测，要来探悉，要来抓辫子吗？那我就直白地告诉你们好了。批判并不是要置之死地，最起码它是一种独立的表达。我不能说反思是知识分子的一项义务，但它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能力，是力所能及的事。
从二千多年前焚书的火里走出来的，是知识分子永远希望摆脱却又纠缠不清的魅影。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那么我们还会不会同那些书里的符号一样在火里消弥了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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