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
具体说来还有相当丰富的内涵。譬如，党史著作要具有科学性；其内涵要富有理论的力量；表达形式要有文采，能给人以美感；文献的编、校、注，要精益求精；注重编研队伍建设，提高编研水平等等。
仅以党史著作要具有科学性为例。胡乔木说：“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为此，他提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科学性与党性的关系。胡乔木说：“马列主义是讲阶级斗争的，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讲阶级斗争的，当然有阶级性，有党性。可是，它是科学的，它一定要有客观性。如果离开了客观性，就不成为科学。”因此，党性要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之上，党史论著要做到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是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胡乔木一再强调“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先讲清政治形势，才能讲清党的政策”，“对于政治形势，政治转变，就要有政治的观察”，“对历史人物的评述，也要根据政治形势来看”。但是他又强调：“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因为依靠虚假的事实，不能构成历史科学，同样也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因此，优秀的党史著作，其科学性与政治性是高度统_的。
三是科学性与情感的关系。胡乔木认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所以，研究党史与撰写党史著作，不能感情用事，要取客观、公正的态度。
四是党与“四面八方”的关系。胡乔木指出：“党史跟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党的历史就得不到科学的解释。”因此，他提出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是代表人民群众要求、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取得的胜利；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上应有其地位；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活动，也要写地方组织及其党员干部、党员群众的活动；党史要阐明党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因此还要有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与苏联、东欧国家党的比较研究。处理好这些关系，党史著述的科学性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四）
胡乔木党史学的深厚修养，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他撰写了诸多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党史著作。他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除了其职务著述即参与和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之外，作为独立完成的个人专著，’第一部是新中国诞生不久问世的《三十年》。该书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首次系统、完整、简明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奠基之作，影响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胡绳说：“仔细读这本书，仍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看出他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脉络的本领。”后来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历史所作的精湛研究，则弥补了《三十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局限，使其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前的党史论著依然熠熠生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胡乔木发表的“党史三论”，更具有个人学术著作的特点。他的《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文，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全局着眼，具体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经济迅速恢复的四个基本因素，论证了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论文从经济角度立论，这在当时的党史研究领域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具体剖析了1958—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所犯“左”倾错误导致全国经济动荡和停滞的原因，同时又以对新中国40年历史的战略审视，提出了在1957年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从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时，党内存在着“两种趋势”的观点。论文通过对“两种趋势”此消彼长的分析，论证了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非与“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进而明确指出，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总起来说，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到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共和国积40年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胡乔木1989年三四月间访问美国，曾以上述“两论”作学术讲演，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第三论”是《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此文着眼于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从十二个方面论述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提出了“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以及“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之论断，从而将中央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积极成果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论点精辟独到，论据充分有力，论证周全严密。“党史三论”是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又_座理论高峰，是新时期他对党史工作的新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领域扎实的学术地位。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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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党史著作要具有科学性为例。胡乔木说：“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为此，他提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科学性与党性的关系。胡乔木说：“马列主义是讲阶级斗争的，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讲阶级斗争的，当然有阶级性，有党性。可是，它是科学的，它一定要有客观性。如果离开了客观性，就不成为科学。”因此，党性要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之上，党史论著要做到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是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胡乔木一再强调“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先讲清政治形势，才能讲清党的政策”，“对于政治形势，政治转变，就要有政治的观察”，“对历史人物的评述，也要根据政治形势来看”。但是他又强调：“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因为依靠虚假的事实，不能构成历史科学，同样也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因此，优秀的党史著作，其科学性与政治性是高度统_的。
三是科学性与情感的关系。胡乔木认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所以，研究党史与撰写党史著作，不能感情用事，要取客观、公正的态度。
四是党与“四面八方”的关系。胡乔木指出：“党史跟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党的历史就得不到科学的解释。”因此，他提出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是代表人民群众要求、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取得的胜利；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上应有其地位；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活动，也要写地方组织及其党员干部、党员群众的活动；党史要阐明党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因此还要有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与苏联、东欧国家党的比较研究。处理好这些关系，党史著述的科学性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四）
胡乔木党史学的深厚修养，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他撰写了诸多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党史著作。他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除了其职务著述即参与和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之外，作为独立完成的个人专著，’第一部是新中国诞生不久问世的《三十年》。该书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首次系统、完整、简明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奠基之作，影响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胡绳说：“仔细读这本书，仍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看出他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脉络的本领。”后来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历史所作的精湛研究，则弥补了《三十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局限，使其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前的党史论著依然熠熠生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胡乔木发表的“党史三论”，更具有个人学术著作的特点。他的《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文，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全局着眼，具体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经济迅速恢复的四个基本因素，论证了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论文从经济角度立论，这在当时的党史研究领域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具体剖析了1958—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所犯“左”倾错误导致全国经济动荡和停滞的原因，同时又以对新中国40年历史的战略审视，提出了在1957年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从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时，党内存在着“两种趋势”的观点。论文通过对“两种趋势”此消彼长的分析，论证了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非与“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进而明确指出，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总起来说，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到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共和国积40年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胡乔木1989年三四月间访问美国，曾以上述“两论”作学术讲演，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第三论”是《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此文着眼于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从十二个方面论述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提出了“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以及“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之论断，从而将中央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积极成果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论点精辟独到，论据充分有力，论证周全严密。“党史三论”是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又_座理论高峰，是新时期他对党史工作的新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领域扎实的学术地位。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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