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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


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
  李秀芹
  
  (一)
  
  史学家刘大年说:“胡乔木同志长期主管思想理论工作,对于如何加强祖国历史的研究,他倾注的心血是不少的。”党史专家胡绳这样评论胡乔木:“他在填写有关自己经历的表格时,把他自己称为党史学者,这是因为他在科学工作上的成就特别表现于党史学上的原故。”史学家沙键孙也认为,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他通晓党史工作的规律”。可见胡乔木的史学修养是深厚的,其党史学的造诣则更高。
  
  秘书为何要具备深厚的史学修养?在胡乔木看来,这自然是现实工作的客观需要。早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其中谈到全党的学习问题时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此时,已到延安一年零三个月,正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又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过书的胡乔木,对于领袖号召学习历史知识,以促进民族革命的胜利,必然会有深刻的理解。两年半之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他在报告中批评一些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这时,已经做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秘书三个月的胡乔木,对于领袖的批评,更不可能无动于衷了o因此,胡乔木说:“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因为“历史问题本身,就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认为“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诚如毛泽东所言,在研究和处理当前的工作时,“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就是说,历史研究,包括其中的党史研究,乃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秘书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是做好本职工作不容忽视的重要条件。
  
  (二)
  
  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植根于他丰富的党史研究实践。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一是与党的当前中心任务密切相关的党史研究,这种实践往往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二是他在业余时间所作的党史研究,这种研究虽不属于本职工作,但与本职工作却相辅相成;三是他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名义,组织、指导的党史研究活动。
  
  20世纪40年代前期,胡乔木作为秘书,先是协助毛泽东编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和《两条路线》等党史文献集,继之参与起草和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些实践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把握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有了非同寻常的理解。六年之后,他结合亲身体验,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前的历史再作研究,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后来他对这段历史、特别是波澜壮阔的20世纪40年代史继续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为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而发表的二十多次谈话,以及有关20世纪40年代史的15个题目;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重大历史活动所作的更系统、更深入、更条理的分析,都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党史研究。
  
  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执政党历史的研究,先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托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项工作历时20个月,他对起草小组发表的谈话、讲话多达三十余次,包含了《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基本内涵、表述方式等等,许多重要内容他都亲自起草或反复修改,可谓呕心沥血。《历史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八年之后,胡乔木个人又针对建国以后30年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联系新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十年的实践,对《历史决议》未能充分展开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且颇具个人风格的开掘与研究,撰写了著名的“党史三论”,将中国共产党70年间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历史经验加以贯通与升华,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做出高屋建瓴地概括,再次把党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胡乔木曾三次撰文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恰好是他分别写作《三十年》、起草《历史决议》和撰写《回忆毛泽东》等党史论著之时,这说明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研究与党史研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在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年谱、传记、回忆录等,以推动他们的思想研究方面,胡乔木也是花了心血的。毛著的编辑出版,在胡乔木主政中央文献工作时,就已订出规划,而今除《毛泽东选集》之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多卷本“专题集”系列、十三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文献集”系列,以及八卷本《毛泽东文集》“重要文稿”系列已大致出版齐全,形成相当规模,为研究毛泽东思想及中国共产党党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材料。胡乔木说:“毛主席的著作首先是中国人民的财富,其次也是历史,历史是不能抹煞的。.研究中国这段历史,不研究毛主席怎么行呢?不这样做,对历史、对科学、对人民都没法交待。”他以同样的心态,为编辑出版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文选、年谱、传记等付出了心血与汗水。晚年他还以中国共产党党史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组织、指导或促成了多部党史著作的编辑出版。总之,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实践活动丰富而多彩,贯穿了他的整个秘书生涯。
  
  (三)
  
  胡乔木党史研究的丰富实践,孕育了他精深的党史学思想,至晚年已形成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写的《题记》说:“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这是他为党史论著提出的总体标准,体现了他党史学的基本思想。

《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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