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
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
李秀芹
（一）
史学家刘大年说：“胡乔木同志长期主管思想理论工作，对于如何加强祖国历史的研究，他倾注的心血是不少的。”党史专家胡绳这样评论胡乔木：“他在填写有关自己经历的表格时，把他自己称为党史学者，这是因为他在科学工作上的成就特别表现于党史学上的原故。”史学家沙键孙也认为，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他通晓党史工作的规律”。可见胡乔木的史学修养是深厚的，其党史学的造诣则更高。
秘书为何要具备深厚的史学修养？在胡乔木看来，这自然是现实工作的客观需要。早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其中谈到全党的学习问题时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此时，已到延安一年零三个月，正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又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过书的胡乔木，对于领袖号召学习历史知识，以促进民族革命的胜利，必然会有深刻的理解。两年半之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他在报告中批评一些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这时，已经做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秘书三个月的胡乔木，对于领袖的批评，更不可能无动于衷了o因此，胡乔木说：“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因为“历史问题本身，就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认为“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诚如毛泽东所言，在研究和处理当前的工作时，“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就是说，历史研究，包括其中的党史研究，乃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秘书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是做好本职工作不容忽视的重要条件。
（二）
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植根于他丰富的党史研究实践。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一是与党的当前中心任务密切相关的党史研究，这种实践往往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二是他在业余时间所作的党史研究，这种研究虽不属于本职工作，但与本职工作却相辅相成；三是他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名义，组织、指导的党史研究活动。
20世纪40年代前期，胡乔木作为秘书，先是协助毛泽东编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和《两条路线》等党史文献集，继之参与起草和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些实践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把握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有了非同寻常的理解。六年之后，他结合亲身体验，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前的历史再作研究，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后来他对这段历史、特别是波澜壮阔的20世纪40年代史继续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为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而发表的二十多次谈话，以及有关20世纪40年代史的15个题目；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重大历史活动所作的更系统、更深入、更条理的分析，都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党史研究。
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执政党历史的研究，先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托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项工作历时20个月，他对起草小组发表的谈话、讲话多达三十余次，包含了《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基本内涵、表述方式等等，许多重要内容他都亲自起草或反复修改，可谓呕心沥血。《历史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八年之后，胡乔木个人又针对建国以后30年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联系新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十年的实践，对《历史决议》未能充分展开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且颇具个人风格的开掘与研究，撰写了著名的“党史三论”，将中国共产党70年间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历史经验加以贯通与升华，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做出高屋建瓴地概括，再次把党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胡乔木曾三次撰文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恰好是他分别写作《三十年》、起草《历史决议》和撰写《回忆毛泽东》等党史论著之时，这说明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研究与党史研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在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年谱、传记、回忆录等，以推动他们的思想研究方面，胡乔木也是花了心血的。毛著的编辑出版，在胡乔木主政中央文献工作时，就已订出规划，而今除《毛泽东选集》之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多卷本“专题集”系列、十三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文献集”系列，以及八卷本《毛泽东文集》“重要文稿”系列已大致出版齐全，形成相当规模，为研究毛泽东思想及中国共产党党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材料。胡乔木说：“毛主席的著作首先是中国人民的财富，其次也是历史，历史是不能抹煞的。．研究中国这段历史，不研究毛主席怎么行呢？不这样做，对历史、对科学、对人民都没法交待。”他以同样的心态，为编辑出版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文选、年谱、传记等付出了心血与汗水。晚年他还以中国共产党党史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组织、指导或促成了多部党史著作的编辑出版。总之，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实践活动丰富而多彩，贯穿了他的整个秘书生涯。
（三）
胡乔木党史研究的丰富实践，孕育了他精深的党史学思想，至晚年已形成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写的《题记》说：“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这是他为党史论著提出的总体标准，体现了他党史学的基本思想。 《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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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芹
（一）
史学家刘大年说：“胡乔木同志长期主管思想理论工作，对于如何加强祖国历史的研究，他倾注的心血是不少的。”党史专家胡绳这样评论胡乔木：“他在填写有关自己经历的表格时，把他自己称为党史学者，这是因为他在科学工作上的成就特别表现于党史学上的原故。”史学家沙键孙也认为，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他通晓党史工作的规律”。可见胡乔木的史学修养是深厚的，其党史学的造诣则更高。
秘书为何要具备深厚的史学修养？在胡乔木看来，这自然是现实工作的客观需要。早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其中谈到全党的学习问题时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此时，已到延安一年零三个月，正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又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过书的胡乔木，对于领袖号召学习历史知识，以促进民族革命的胜利，必然会有深刻的理解。两年半之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他在报告中批评一些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这时，已经做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秘书三个月的胡乔木，对于领袖的批评，更不可能无动于衷了o因此，胡乔木说：“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因为“历史问题本身，就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认为“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诚如毛泽东所言，在研究和处理当前的工作时，“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就是说，历史研究，包括其中的党史研究，乃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秘书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是做好本职工作不容忽视的重要条件。
（二）
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植根于他丰富的党史研究实践。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一是与党的当前中心任务密切相关的党史研究，这种实践往往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二是他在业余时间所作的党史研究，这种研究虽不属于本职工作，但与本职工作却相辅相成；三是他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名义，组织、指导的党史研究活动。
20世纪40年代前期，胡乔木作为秘书，先是协助毛泽东编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和《两条路线》等党史文献集，继之参与起草和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些实践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把握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有了非同寻常的理解。六年之后，他结合亲身体验，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前的历史再作研究，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后来他对这段历史、特别是波澜壮阔的20世纪40年代史继续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为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而发表的二十多次谈话，以及有关20世纪40年代史的15个题目；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重大历史活动所作的更系统、更深入、更条理的分析，都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党史研究。
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执政党历史的研究，先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托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项工作历时20个月，他对起草小组发表的谈话、讲话多达三十余次，包含了《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基本内涵、表述方式等等，许多重要内容他都亲自起草或反复修改，可谓呕心沥血。《历史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八年之后，胡乔木个人又针对建国以后30年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联系新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十年的实践，对《历史决议》未能充分展开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且颇具个人风格的开掘与研究，撰写了著名的“党史三论”，将中国共产党70年间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历史经验加以贯通与升华，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做出高屋建瓴地概括，再次把党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胡乔木曾三次撰文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恰好是他分别写作《三十年》、起草《历史决议》和撰写《回忆毛泽东》等党史论著之时，这说明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研究与党史研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在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年谱、传记、回忆录等，以推动他们的思想研究方面，胡乔木也是花了心血的。毛著的编辑出版，在胡乔木主政中央文献工作时，就已订出规划，而今除《毛泽东选集》之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多卷本“专题集”系列、十三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文献集”系列，以及八卷本《毛泽东文集》“重要文稿”系列已大致出版齐全，形成相当规模，为研究毛泽东思想及中国共产党党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材料。胡乔木说：“毛主席的著作首先是中国人民的财富，其次也是历史，历史是不能抹煞的。．研究中国这段历史，不研究毛主席怎么行呢？不这样做，对历史、对科学、对人民都没法交待。”他以同样的心态，为编辑出版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文选、年谱、传记等付出了心血与汗水。晚年他还以中国共产党党史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组织、指导或促成了多部党史著作的编辑出版。总之，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实践活动丰富而多彩，贯穿了他的整个秘书生涯。
（三）
胡乔木党史研究的丰富实践，孕育了他精深的党史学思想，至晚年已形成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写的《题记》说：“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这是他为党史论著提出的总体标准，体现了他党史学的基本思想。 《略论胡乔木深厚的党史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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