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六朝的应用文理论
生认为，对于文体的探讨，源流考察十分必要，“文体论，如果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性质与特点的阐述，不作史的回顾也能办到。事实上曹丕、陆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论文体，仅论其特点，而置史的发展脉络于不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挚虞、刘勰等人对于文体理论的卓越贡献。
四、应用文创作的探究
作为文章大系统中的一支——应用文更需重视体制。因为应用文体体裁的规范化比文学文体更稳定，程式化色彩更浓。应用文文体的区分和源流考辨都是为写作服务的，亦即程式化创作规律的探究与总结。总括六朝时人对于应用文的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今人借鉴。
一是写作目的的“尚用”。无论从应用文的缘起还是从现实功能来看，实用性都是它首先要符合的规定性。曹丕认为文章是济世经邦之器，陆机认为文章可以“济文武”、“宣风声”。刘勰不仅从总体上将文章视为“经典枝条”，而且分文体明确了其实际作用：《奏启》“术在纠恶”，觫碑》“累其德行”，《书记》是“政事之先务”，《章表》乃“经国之枢机”……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说“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用以规范文学的所有成员就有失偏颇，但若用来要求应用文则恰如其分。
二是语言运用的合体与变通。文学究其根本乃是语言之处理与操作，文体的区分除了功能上的差别外，更多的是语言上的差别。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论述，就是从语言来区分文体的。陆机对于十类文体的划分，内容和形式（主要是文辞）是并重的两条准则。萧统选编《文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和陆机的观点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说：“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官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翼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总论各类文体，指出各类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规范，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用语的合体，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应用文创作在注重语言运用合体的同时，不能胶柱鼓瑟，应该有所变通。陆机纹赋》在总结了各类文体语言运用规律后，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即认识到了文体、语言变通的情况。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还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也？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驰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才疏耳。”他不仅认识到了通变的情况，而且把通变当成了一种创作规律。
三是创作主体的学识修养。陆机在《文赋》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这都是在探讨创作主体的学识修养对于创作的影响。相对于纯文学而言，应用文写作要求创作主体具有广博的见闻与学识。应用文涉及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者只有熟识时务，深谙政治，通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写作的应用文才能切中肯綮，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文心雕龙·议对》中说：“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说的就是“议”这种文体的写作，不仅要通晓经典和时事，还要根据内容了解礼仪、军事、农业、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一言以蔽之就是博学通识。
六朝时期对于应用文创作规律的研究是全面而深入的，以上只是举其大略。这方面还有许多珍宝，等待识者来采撷。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A].斯大林选集（下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刘勰．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2.
[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罗宗强，读文心雕龙手记[M]．上海：三联书店．2007.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J[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唐山学院文法系 《略论六朝的应用文理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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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文创作的探究
作为文章大系统中的一支——应用文更需重视体制。因为应用文体体裁的规范化比文学文体更稳定，程式化色彩更浓。应用文文体的区分和源流考辨都是为写作服务的，亦即程式化创作规律的探究与总结。总括六朝时人对于应用文的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今人借鉴。
一是写作目的的“尚用”。无论从应用文的缘起还是从现实功能来看，实用性都是它首先要符合的规定性。曹丕认为文章是济世经邦之器，陆机认为文章可以“济文武”、“宣风声”。刘勰不仅从总体上将文章视为“经典枝条”，而且分文体明确了其实际作用：《奏启》“术在纠恶”，觫碑》“累其德行”，《书记》是“政事之先务”，《章表》乃“经国之枢机”……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说“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用以规范文学的所有成员就有失偏颇，但若用来要求应用文则恰如其分。
二是语言运用的合体与变通。文学究其根本乃是语言之处理与操作，文体的区分除了功能上的差别外，更多的是语言上的差别。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论述，就是从语言来区分文体的。陆机对于十类文体的划分，内容和形式（主要是文辞）是并重的两条准则。萧统选编《文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和陆机的观点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说：“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官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翼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总论各类文体，指出各类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规范，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用语的合体，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应用文创作在注重语言运用合体的同时，不能胶柱鼓瑟，应该有所变通。陆机纹赋》在总结了各类文体语言运用规律后，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即认识到了文体、语言变通的情况。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还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也？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驰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才疏耳。”他不仅认识到了通变的情况，而且把通变当成了一种创作规律。
三是创作主体的学识修养。陆机在《文赋》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这都是在探讨创作主体的学识修养对于创作的影响。相对于纯文学而言，应用文写作要求创作主体具有广博的见闻与学识。应用文涉及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者只有熟识时务，深谙政治，通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写作的应用文才能切中肯綮，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文心雕龙·议对》中说：“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说的就是“议”这种文体的写作，不仅要通晓经典和时事，还要根据内容了解礼仪、军事、农业、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一言以蔽之就是博学通识。
六朝时期对于应用文创作规律的研究是全面而深入的，以上只是举其大略。这方面还有许多珍宝，等待识者来采撷。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A].斯大林选集（下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刘勰．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2.
[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罗宗强，读文心雕龙手记[M]．上海：三联书店．2007.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J[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唐山学院文法系 《略论六朝的应用文理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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