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六朝的应用文理论
略论六朝的应用文理论
作者/赵忠富
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汉魏六朝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一个时期。鲁迅先生主要是就纯文学而言的，其实中国的应用文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走向自觉的。六朝的应用文研究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应用文写作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这一时期的应用文理论中获取有益的借鉴。
六朝的应用文理论包罗万象，且析理入微。概而言之，有以下四大方面的贡献：
一、应用文功能的发现
斯大林曾说：“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由此可以推断，应用文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但是，在魏晋以前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没有人对应用文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甚至没有产生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指称它。
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的文论，它开启了中国应用文研究的先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的文章，按照曹丕自己的观点应当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即“四科八类”。既有奏议、书论、铭诔等应用文体，也有诗赋等文学文体，笔者认为曹丕更侧重于应用文体，以“丽”为旨归的“诗赋”显然肩负不起“经国之大业”的重任。这样一来，从应用文研究的源头，曹丕便为我们确立了应用文的无上地位，应用文可以济世经邦，成不朽之功业。
此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在此基础上把应用文研究不断地推向前进，对于应用文功用的重视与推崇也一以贯之。陆机说：“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政教要通过文章来表现，文章对于国家治理、民众教化起着无可替代的功用。挚虞也非常重视各种文体的功用，他在纹章流别论》中说，“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每种文体都与一定的社会功用联系在一起。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不朽巨著，这部“体大虑周”的巨制对应用文研究之深入程度是空前的，对于应用文功用的认识同样非常深刻。刘勰秉承了儒家崇实用、尚教化的文学观念，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他认为，五礼六典的奥义、君臣父子的仪礼、军国戎机的典章都有赖于文章来呈现，一切文学都要讲求功用，应用文尤其如此。他在《章表》中说：“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在《奏启》中又说：“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探讨应用文时，功用始终是一条清晰的主线。
二、文笔之分与文体的厘清
文体问题是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就像王瑶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文学批评，从他的开始起，主要即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论作者和论文体。一直到后来的诗文评或评点本的集子，也还是这样。一面是‘读其文不知其人可乎’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评语，一面是‘体有万殊’而‘能之者偏’的各种文体体性风格的辨析。一切的观点和理论，都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表现或暗示的”。这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所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都强调了文体区分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
我国文体研究的深入有一个前提，就是“文笔之分”——纯文学与应用文的辨别。“文笔”的概念始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超奇》，但王充所谓的“文笔”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概念，而是对于文章的统称，既包括纯文学也包括应用文。真正意义上的“文笔之分”肇始于范晔、沈约等人的“声律理论”，黄侃即认为：“‘文’‘笔’以有韵无韵为分，盖始于声律论既兴之后，滥觞于范晔、谢庄，而王融、谢眺、沈约扬其波。”文笔之分开启了中国文体学的先河，纯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因此具有了各自独立的地位和疆域，为进一步的文体划分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文笔之分理论前提下，文体的划分便开始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提出了“四科八类”的说法，“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四科八类的划分方法今天看来过于粗疏，不可能涵盖当时所有的文体，对于每对两类文体的一字之评更是失之笼统。但是，文体辨析的首功足以使它流传不朽。一石入水而浪花迭起，文体问题遂引起了创作者和理论家的特别关注。
陆机在《文赋》中写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哗而谲诳。”这里，陆机将文体分为十类，诗赋为文学文体，其他八种是应用文体．相较曹丕较为细致；同时，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来探讨各种文体的规定性。比如“诗”：“缘情”是对内容的要求，“绮靡”是对形式即文辞的要求。“诔”的“缠绵凄怆”兼指意与辞，其他的界定也都是如此。这种对文体特征的认识比曹丕更为科学。
挚虞和萧统不同于曹丕和陆机的专门理论研究，而是通过文集的编撰来辨析文体。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记载：西晋挚虞编有《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文章流别集》按照文体的不同编辑文章，是文章总集的开始。可惜原书大部分已亡佚，只有《艺文类聚》和（钛平御览》中还保留着片断佚文。从现存片段来看，《文章流别论》一书中论及的文体至少有颂、赋、七、箴、铭、诔、哀辞、解嘲、图谶、碑等十余种，且大都为应用文体。萧统的《昭明文选》基于南朝文体学的理论成果，在“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选编的过程中将文体划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凡三十八类，细密详赡，超迈往世。
三、应用文各体的源起和流变
六朝时期关于各种文体源起与流变的考察，主要出于文体辨析的需要，只有对各类文体的历时性发展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能清晰地认识各文体之间的差异性。李充在《翰林论》中所说的“容象图而赞立”、“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在朝辨政而议奏出”、“盟檄发于师旅”，即是对文体起源的探讨。任防在《文章缘起》中，将每一种文体的源头具体到人，虽然可能有些牵强，但任昉去古不远，所言多可借鉴。事实上，六朝时对文体源起和流变用力最多的要数挚虞和刘勰。
挚虞不仅分文体编撰有《文章流别集》，而且“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晋书·挚虞转》）。对各种文体进行“沿波讨源”的探究，正是挚虞编撰《文章流别论》的目的所在。“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他一一考察各种文体的源起，认为各类文体的产生都源于生活的不同需要。
在探讨各文体源起的同时，他对历时性发展流变亦予以关注。比如对“铭”的考察：“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之器铭之嘉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杌铭》、朱公叔《鼎铭》、王粲《观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锺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平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论润色，言可采录。”他从上古论起，迄至东汉，认为东汉李尤以前铭之为体虽有“至约”到“至繁”、“质”到“文”的形式演变，但内容都是“表显功德”。从目前可见的文字资料来看，挚虞对于文体源起和流变的研究依然不是很深入，如对“碑”和“图谶”等文体就只有片言只语的论述。《文章流别论》史的意义大于它本身的价值，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文体源流的研究。
《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有20篇专门讨论文体，其中《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祝盟》《颂赞》《铭锄》《碑》《缀吊》《书记》等12篇24类属于应用文体。每篇文体论的写作体例大致相同——“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对每一文体都从渊源流变、名称含义、代表作家作品、写作规律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中国的应用文体理论，到了刘勰这里才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框架。
刘勰在《诏策》篇中，首先阐释诏策的出现在于帝王统治天下、传播政令的需要；接着按时代先后顺序论述诏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轩辕以至唐尧虞舜名为“命”，“三代”名为“诰誓”，战国又改称为“命”，秦时名为“制”，汉初又派生出四品——“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同时，还说明了诏策在每个时期的不同作用。
罗宗强先 《略论六朝的应用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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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忠富
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汉魏六朝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一个时期。鲁迅先生主要是就纯文学而言的，其实中国的应用文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走向自觉的。六朝的应用文研究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应用文写作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这一时期的应用文理论中获取有益的借鉴。
六朝的应用文理论包罗万象，且析理入微。概而言之，有以下四大方面的贡献：
一、应用文功能的发现
斯大林曾说：“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由此可以推断，应用文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但是，在魏晋以前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没有人对应用文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甚至没有产生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指称它。
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的文论，它开启了中国应用文研究的先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的文章，按照曹丕自己的观点应当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即“四科八类”。既有奏议、书论、铭诔等应用文体，也有诗赋等文学文体，笔者认为曹丕更侧重于应用文体，以“丽”为旨归的“诗赋”显然肩负不起“经国之大业”的重任。这样一来，从应用文研究的源头，曹丕便为我们确立了应用文的无上地位，应用文可以济世经邦，成不朽之功业。
此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在此基础上把应用文研究不断地推向前进，对于应用文功用的重视与推崇也一以贯之。陆机说：“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政教要通过文章来表现，文章对于国家治理、民众教化起着无可替代的功用。挚虞也非常重视各种文体的功用，他在纹章流别论》中说，“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每种文体都与一定的社会功用联系在一起。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不朽巨著，这部“体大虑周”的巨制对应用文研究之深入程度是空前的，对于应用文功用的认识同样非常深刻。刘勰秉承了儒家崇实用、尚教化的文学观念，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他认为，五礼六典的奥义、君臣父子的仪礼、军国戎机的典章都有赖于文章来呈现，一切文学都要讲求功用，应用文尤其如此。他在《章表》中说：“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在《奏启》中又说：“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探讨应用文时，功用始终是一条清晰的主线。
二、文笔之分与文体的厘清
文体问题是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就像王瑶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文学批评，从他的开始起，主要即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论作者和论文体。一直到后来的诗文评或评点本的集子，也还是这样。一面是‘读其文不知其人可乎’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评语，一面是‘体有万殊’而‘能之者偏’的各种文体体性风格的辨析。一切的观点和理论，都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表现或暗示的”。这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所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都强调了文体区分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
我国文体研究的深入有一个前提，就是“文笔之分”——纯文学与应用文的辨别。“文笔”的概念始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超奇》，但王充所谓的“文笔”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概念，而是对于文章的统称，既包括纯文学也包括应用文。真正意义上的“文笔之分”肇始于范晔、沈约等人的“声律理论”，黄侃即认为：“‘文’‘笔’以有韵无韵为分，盖始于声律论既兴之后，滥觞于范晔、谢庄，而王融、谢眺、沈约扬其波。”文笔之分开启了中国文体学的先河，纯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因此具有了各自独立的地位和疆域，为进一步的文体划分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文笔之分理论前提下，文体的划分便开始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提出了“四科八类”的说法，“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四科八类的划分方法今天看来过于粗疏，不可能涵盖当时所有的文体，对于每对两类文体的一字之评更是失之笼统。但是，文体辨析的首功足以使它流传不朽。一石入水而浪花迭起，文体问题遂引起了创作者和理论家的特别关注。
陆机在《文赋》中写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哗而谲诳。”这里，陆机将文体分为十类，诗赋为文学文体，其他八种是应用文体．相较曹丕较为细致；同时，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来探讨各种文体的规定性。比如“诗”：“缘情”是对内容的要求，“绮靡”是对形式即文辞的要求。“诔”的“缠绵凄怆”兼指意与辞，其他的界定也都是如此。这种对文体特征的认识比曹丕更为科学。
挚虞和萧统不同于曹丕和陆机的专门理论研究，而是通过文集的编撰来辨析文体。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记载：西晋挚虞编有《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文章流别集》按照文体的不同编辑文章，是文章总集的开始。可惜原书大部分已亡佚，只有《艺文类聚》和（钛平御览》中还保留着片断佚文。从现存片段来看，《文章流别论》一书中论及的文体至少有颂、赋、七、箴、铭、诔、哀辞、解嘲、图谶、碑等十余种，且大都为应用文体。萧统的《昭明文选》基于南朝文体学的理论成果，在“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选编的过程中将文体划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凡三十八类，细密详赡，超迈往世。
三、应用文各体的源起和流变
六朝时期关于各种文体源起与流变的考察，主要出于文体辨析的需要，只有对各类文体的历时性发展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能清晰地认识各文体之间的差异性。李充在《翰林论》中所说的“容象图而赞立”、“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在朝辨政而议奏出”、“盟檄发于师旅”，即是对文体起源的探讨。任防在《文章缘起》中，将每一种文体的源头具体到人，虽然可能有些牵强，但任昉去古不远，所言多可借鉴。事实上，六朝时对文体源起和流变用力最多的要数挚虞和刘勰。
挚虞不仅分文体编撰有《文章流别集》，而且“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晋书·挚虞转》）。对各种文体进行“沿波讨源”的探究，正是挚虞编撰《文章流别论》的目的所在。“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他一一考察各种文体的源起，认为各类文体的产生都源于生活的不同需要。
在探讨各文体源起的同时，他对历时性发展流变亦予以关注。比如对“铭”的考察：“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之器铭之嘉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杌铭》、朱公叔《鼎铭》、王粲《观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锺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平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论润色，言可采录。”他从上古论起，迄至东汉，认为东汉李尤以前铭之为体虽有“至约”到“至繁”、“质”到“文”的形式演变，但内容都是“表显功德”。从目前可见的文字资料来看，挚虞对于文体源起和流变的研究依然不是很深入，如对“碑”和“图谶”等文体就只有片言只语的论述。《文章流别论》史的意义大于它本身的价值，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文体源流的研究。
《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有20篇专门讨论文体，其中《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祝盟》《颂赞》《铭锄》《碑》《缀吊》《书记》等12篇24类属于应用文体。每篇文体论的写作体例大致相同——“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对每一文体都从渊源流变、名称含义、代表作家作品、写作规律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中国的应用文体理论，到了刘勰这里才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框架。
刘勰在《诏策》篇中，首先阐释诏策的出现在于帝王统治天下、传播政令的需要；接着按时代先后顺序论述诏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轩辕以至唐尧虞舜名为“命”，“三代”名为“诰誓”，战国又改称为“命”，秦时名为“制”，汉初又派生出四品——“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同时，还说明了诏策在每个时期的不同作用。
罗宗强先 《略论六朝的应用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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