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
照儒家的义利观行事，给予内心一份良知的回馈，这是儒家义利观积极的一面。
儒家学派关于义与利的观点众多，可谓众说纷纭。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将义与利做了极端的划分，显示了儒家士人崇高的道德追求。当然，孔子并非一味地排斥利，只是将利看作大义感召天下后的衍生产品罢了。孔子儒学思想中关于义与利的观点更多的是围绕周礼来阐发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孟子对儒家的义利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言利更言义，认为义绝对高于利、重于利，关键时刻甚至可以为义舍利。孟子的观念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集体主义思想相吻合，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维护集体的稳定是大义。
孔孟倡导的道义论中的义利观几乎确立了整个儒家理论的基调。然而，无论是极端的义利两元论还是义利互生观都或多或少地对历来秘书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秘书史上不乏重义轻利之人。东晋的吴隐之曾做过大将谢石的主簿，俸禄丰，地位高。然而，女儿出嫁时他只能靠卖爱犬所得为女儿作嫁妆。他官至主簿，但为官清廉，从未收过不义之物，以至于到了卖狗嫁女之地步。他后来任广州刺史，一样清正廉洁。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也是一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秘书工作者，从被毛主席“点将”做秘书，到后来参与撰写众多党内文件，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他对党忠诚、默默奉献、甘做领导人身后不折不扣的绿叶，这种忠诚之心及无私奉献精神，为当今秘书们树立了榜样。
四、熟仁与从政的双重考量
千百年来，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平头百姓都认为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官。这就引出了儒家官德思想中的“熟仁”观念。这一观念是儒家从其特殊的成人之道中引申出的为官之道，从而成为官箴式的真理。熟与生相对，“熟仁”是指从政者只有从生手成长为熟手，方可能做好官，这种业务上累进式的进步，儒家称之为“习熟”。进一步推演，做人要熟，熟知做人原则；做事要熟，熟知做事规则；做官要熟，熟悉为官之道。这就委婉地道出了儒家的“熟仁”思想。要做到“习熟”，就需经历一个由生疏到熟练的演变过程。孔子对“熟仁”有独到的理解，尤其对于“仁”，他认为做官过程中“仁”必在其中，也就是“依于仁”。他之所以强调“仁”，用意在于铺开了“仁”的实践境界，将“熟仁”从理论层面升华到实践层面。杨建祥先生认为“熟仁”的思想意义就是，“将成人之道到政治实践的个中内涵与外在实践能力“完美结合”。当然，这也是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一种拓展，是儒家官德论的支撑。
“熟仁”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秘书工作也有一定影响。唐朝崔群便是深谙“熟仁”之道的秘书。他十九岁中进士，宪宗时为翰林学士。作为中央内廷的高级秘书，他的官运亨通与他明事理识大体的“熟仁”观念密不可分。皇帝鼓励臣子上书言事，因信任崔群，下令凡是上奏文书需征得崔群同意方可面呈皇帝。崔群立刻洞察出了其不妥之处。他向皇帝建议，说自己可做到正直无私，但士大夫谄媚起来是要祸害国家的。于是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有效避免了舆论障碍。不贪权，不谋私利，做个好官，这便是崔群做官的基本原则。细察古代的秘书工作者，凡是廉洁自律、秉公执法者往往是符合儒家“熟仁”理论要求的，即从做好人引申到做好官。
儒家的“熟仁”思想在当代欧美秘书职业活动中也或多或少得到了体现。露宝是微软公司起步阶段的重要秘书，她注重人文关怀，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其女性的缜密思维和周到的服务意识，在公司给予每个员工独特的母性关怀和温暖，使得整个公司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庭，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保证了微软公司的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露宝力争先做一个关心他人的好人，从而去熟知企业文化的内涵，在关注员工的过程中，自己的秘书工作愈发游刃有余。尽管国外的秘书理论中没有“熟仁”这一观念，但事实表明，秘书工作中这种意识普遍存在。
五、当今秘书工作对儒家官德论的扬弃
总之，儒家官德论从道义论出发，为从政人员勾画了一个有着严密理论体系的为官规则，在秘书工作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联系当今的秘书工作不难发现，儒家官德论对于开展秘书工作大有裨益。儒家一向强调责任意识、为官清廉、追求“仁”，这或多或少对秘书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儒家官德论从从政的角度阐述了儒家对于做官的心得： “义利之辨”、“穷达兼济”、“荣辱共存”等，这些无不与当今和谐社会的秘书工作宗旨相一致。这里既有如何开展工作的说教，也有对于道德良知的隐性劝告。当代的秘书工作者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对儒家官德论的有益借鉴无疑对做好本职工作有着重要作用。
当然，儒家官德论也有其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它是以服务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是为强化君主专制而设定的，其实质是用说教、伦理来服务封建帝王，本质是人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同时，在儒家所宣扬的官德思想中，缺少对于法律责任的刚性要求，虽然这是由特殊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是，对于法律责任的忽视会影响儒家官德论的实际执行效率，使部分贪官污吏伙同秘书人员以身试法，钻法律空子，谋取私利，这是儒家官德论的漏洞所在，应当引起当代秘书人员的重视。
当今秘书工作的服务对象是领导、职能部门和广大群众，服务目标是为民众谋福利，范围可以覆盖为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将儒家官德论中的有益思想在社会中放大、扩充的同时，必须对其弊端坚决剔除。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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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关于义与利的观点众多，可谓众说纷纭。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将义与利做了极端的划分，显示了儒家士人崇高的道德追求。当然，孔子并非一味地排斥利，只是将利看作大义感召天下后的衍生产品罢了。孔子儒学思想中关于义与利的观点更多的是围绕周礼来阐发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孟子对儒家的义利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言利更言义，认为义绝对高于利、重于利，关键时刻甚至可以为义舍利。孟子的观念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集体主义思想相吻合，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维护集体的稳定是大义。
孔孟倡导的道义论中的义利观几乎确立了整个儒家理论的基调。然而，无论是极端的义利两元论还是义利互生观都或多或少地对历来秘书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秘书史上不乏重义轻利之人。东晋的吴隐之曾做过大将谢石的主簿，俸禄丰，地位高。然而，女儿出嫁时他只能靠卖爱犬所得为女儿作嫁妆。他官至主簿，但为官清廉，从未收过不义之物，以至于到了卖狗嫁女之地步。他后来任广州刺史，一样清正廉洁。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也是一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秘书工作者，从被毛主席“点将”做秘书，到后来参与撰写众多党内文件，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他对党忠诚、默默奉献、甘做领导人身后不折不扣的绿叶，这种忠诚之心及无私奉献精神，为当今秘书们树立了榜样。
四、熟仁与从政的双重考量
千百年来，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平头百姓都认为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官。这就引出了儒家官德思想中的“熟仁”观念。这一观念是儒家从其特殊的成人之道中引申出的为官之道，从而成为官箴式的真理。熟与生相对，“熟仁”是指从政者只有从生手成长为熟手，方可能做好官，这种业务上累进式的进步，儒家称之为“习熟”。进一步推演，做人要熟，熟知做人原则；做事要熟，熟知做事规则；做官要熟，熟悉为官之道。这就委婉地道出了儒家的“熟仁”思想。要做到“习熟”，就需经历一个由生疏到熟练的演变过程。孔子对“熟仁”有独到的理解，尤其对于“仁”，他认为做官过程中“仁”必在其中，也就是“依于仁”。他之所以强调“仁”，用意在于铺开了“仁”的实践境界，将“熟仁”从理论层面升华到实践层面。杨建祥先生认为“熟仁”的思想意义就是，“将成人之道到政治实践的个中内涵与外在实践能力“完美结合”。当然，这也是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一种拓展，是儒家官德论的支撑。
“熟仁”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秘书工作也有一定影响。唐朝崔群便是深谙“熟仁”之道的秘书。他十九岁中进士，宪宗时为翰林学士。作为中央内廷的高级秘书，他的官运亨通与他明事理识大体的“熟仁”观念密不可分。皇帝鼓励臣子上书言事，因信任崔群，下令凡是上奏文书需征得崔群同意方可面呈皇帝。崔群立刻洞察出了其不妥之处。他向皇帝建议，说自己可做到正直无私，但士大夫谄媚起来是要祸害国家的。于是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有效避免了舆论障碍。不贪权，不谋私利，做个好官，这便是崔群做官的基本原则。细察古代的秘书工作者，凡是廉洁自律、秉公执法者往往是符合儒家“熟仁”理论要求的，即从做好人引申到做好官。
儒家的“熟仁”思想在当代欧美秘书职业活动中也或多或少得到了体现。露宝是微软公司起步阶段的重要秘书，她注重人文关怀，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其女性的缜密思维和周到的服务意识，在公司给予每个员工独特的母性关怀和温暖，使得整个公司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庭，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保证了微软公司的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露宝力争先做一个关心他人的好人，从而去熟知企业文化的内涵，在关注员工的过程中，自己的秘书工作愈发游刃有余。尽管国外的秘书理论中没有“熟仁”这一观念，但事实表明，秘书工作中这种意识普遍存在。
五、当今秘书工作对儒家官德论的扬弃
总之，儒家官德论从道义论出发，为从政人员勾画了一个有着严密理论体系的为官规则，在秘书工作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联系当今的秘书工作不难发现，儒家官德论对于开展秘书工作大有裨益。儒家一向强调责任意识、为官清廉、追求“仁”，这或多或少对秘书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儒家官德论从从政的角度阐述了儒家对于做官的心得： “义利之辨”、“穷达兼济”、“荣辱共存”等，这些无不与当今和谐社会的秘书工作宗旨相一致。这里既有如何开展工作的说教，也有对于道德良知的隐性劝告。当代的秘书工作者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对儒家官德论的有益借鉴无疑对做好本职工作有着重要作用。
当然，儒家官德论也有其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它是以服务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是为强化君主专制而设定的，其实质是用说教、伦理来服务封建帝王，本质是人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同时，在儒家所宣扬的官德思想中，缺少对于法律责任的刚性要求，虽然这是由特殊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是，对于法律责任的忽视会影响儒家官德论的实际执行效率，使部分贪官污吏伙同秘书人员以身试法，钻法律空子，谋取私利，这是儒家官德论的漏洞所在，应当引起当代秘书人员的重视。
当今秘书工作的服务对象是领导、职能部门和广大群众，服务目标是为民众谋福利，范围可以覆盖为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将儒家官德论中的有益思想在社会中放大、扩充的同时，必须对其弊端坚决剔除。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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