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
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
口施健 辛建华
自春秋以来，不管是提倡周礼的孔子儒学还是孟子、荀子的实用儒学，不管是较为极端的程朱理学还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新儒学，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对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上。其中，以士人为政的官德思想表现最为突出。
儒学提倡经世致用，关注政治道德的建设，因此，儒家官德思想就成为政治道德的核心内容。儒家的为政之德有明确的对象，主要体现在对官吏、君臣以及士与仕的关系上。儒家试图从广义的道义论上规划某种理想的政治道德，以保证有效的执行力，巩固和维护封建秩序。具体来说，儒家的做官定律要求解决德与位、德与才、德与民、荣与辱、义与利、穷与达、先与后、和与中的基本对应问题，儒家“仕”文化中的政治道德在道义论的引导下，回答并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最终演化为儒家从政的定律。
从古到今，秘书的工作职能是辅佐上司，其从属地位要求他们不能以官威示人，做事需把握尺度，依照职权行事，不能渎职越位。如果说儒家官德论对千百年来士人为官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对谨小慎微辅助上司的秘书来说，遵循儒家的官德思想必然是他们明哲保身的最好武器。
一、秘书成长的出仕趋向
《礼记·大学篇》中说：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里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影响了上至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下至苦读求取功名的学子。“治国”、“平天下”在当时只是封建势力之间的权力争斗，但“修身”、“齐家”则是追求个人历练的一种极高境界。“平天下”三个字，对士人来说意味着出仕，即做官从政。儒家对于士人从政或许可在子路那句“不仕无义”中找到根据，但士人从政的理由则是：一个有安邦治国之才、不愿见国家混乱之人，在壮年时能为国分忧，是道义使之，这种成就感和义务感使众多士人积极投入到做官的行列。然而，他们进入仕途后也难免发出“仕途真畏途”的慨叹。孔子曾评价士人从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这里孔子对士人做官做了一个变通，即在和谐之世士人当出仕为官，无道之国当修养身心，这属于一种策略。我们发现，无论哪种方式，均是在为出仕做准备，借今人之语可以说“出仕的道路是曲折的，出仕的前途是光明的”。国人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官德论的影响很深。
古代文人多数靠征召或科举做官，这里的出仕之意通常在封建主选拔人才方面得到体现，况且人才的选拔多从上级侍者中挑选。如唐朝的陆贽，科举进士，两登博学宏词，被皇帝召为翰林学士。在出仕为官上，陆贽深受儒家官德思想影响。作为皇帝的秘书，面对乱世，娴熟地运用他的写作本领，以感人的文章陈述社会利弊，赢得了百姓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作为皇帝的亲信、高官，陆贽能正确看待自己出仕的目的，在平日保持廉洁作风，拒贿赂，皇帝也由衷感叹其品德。李白也有强烈的出仕之心，他在漫游时就多次投书，做幕友，后因诗歌优秀而得到玄宗赞赏，成为翰林供奉。对于李白来说，他出仕的目的绝不在于芝麻小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他陷入了失意的状态，自恃过高、求进太急的心理也伴随着他四处得罪权贵，最后他只得淡出仕途。李白的仕途失意告诫秘书，要从实际出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仕格言是有其逻辑顺序的，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对于初入仕途的秘书来说，培养谦虚、谨慎的作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士与官员的角色转换极为重要。
二、秘书的官德责任情结
儒家传统中的“尊五帝，法先王”准则在士人从政的原则中占有重要地位。先人的道德规范或是先进事迹往往成为后人效仿膜拜的对象，由此引申而来的是种种对于儒家官德责任的刚性要求。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儒家文化始终倡导经世致用，因此，儒士常常以担负国家责任为己任，这就造就了儒家文化中强烈而独特的责任意识。
杨建祥先生在《儒家官德论》一书中指出：“所谓儒家的责任意识，是在儒学范畴内，以道义论立场确立出义务敬重心的自律责任体系。”它以天下为己任，内在地包含了“为天下开太平”的目的意识。儒家社会责任意识要求个体归向于整体，以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儒家的“责任意识”首先是从人的内在出发，建立在客观普遍的道德基础上的自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秘书学探讨儒家的官德责任感。
首先，是为政有进。文人士子，倘若学有所成，当国家需要时，就应挺身出仕，忠心耿耿，辅佐领导。其次，是为政以德。在儒家官德思想中，品德与才艺从来都是硬性指标，不可偏废其一，而细察之，往往有德高于才的倾向性要求。可以说，为政以德是知识分子从政的首要条件，秘书想要做好上级的辅助工作，没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是执政有道。对高级秘书而言，他们接触领导、参与谋划国家大事的机会较多，因此，对于他们的责任要求就更高。他们帮助领导操持事务，以知识和能力治理国家，在位谋事，不可懈怠。衡量其水平的恰是处理政事的能力和辅佐的才干。孔子对于官德责任的理解为“正道、德性、知识、能力”，而这四个方面恰恰是秘书从政的伦理责任和官德意识。
儒家的理论如此，秘书的工作实践亦是如此。北魏秘书古弼被人称为“古笔”，因为他不仅有笔一样的用处，而且为人像笔一样正直有责任感。作为天子近臣，他敢于为农民争取耕地权益而强谏皇帝，敢于反映民意说真话，时刻为国家安危着想，以维护国家安危为己任，时刻提醒国君的责任是安邦治国、克己节用以利民生，这都是他深受儒家责任意识熏陶的体现。与古代秘书的刚正不阿相似，新中国的高级领导秘书田家英也是儒家责任感的贯彻者。他在任毛泽东秘书期间，顶住了来自多方“左倾”路线的压力，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为党的工作少走弯路做出了贡献。可以说，责任感需要更多的是政治觉悟及自身的刚性要求，这种素质是当代秘书人员必备的。
三、忠诚秘书的义利之辨
儒家历来倡导“舍生取义”的义利观。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在义利之辨中义高于利，可以通过取义舍利达到道德的圆满。这种义利观与他们历来倡导的荣辱观相关联，荣于义，耻于利，这是儒家的价值取向。士人面对两难抉择时往往参 《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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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施健 辛建华
自春秋以来，不管是提倡周礼的孔子儒学还是孟子、荀子的实用儒学，不管是较为极端的程朱理学还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新儒学，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对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上。其中，以士人为政的官德思想表现最为突出。
儒学提倡经世致用，关注政治道德的建设，因此，儒家官德思想就成为政治道德的核心内容。儒家的为政之德有明确的对象，主要体现在对官吏、君臣以及士与仕的关系上。儒家试图从广义的道义论上规划某种理想的政治道德，以保证有效的执行力，巩固和维护封建秩序。具体来说，儒家的做官定律要求解决德与位、德与才、德与民、荣与辱、义与利、穷与达、先与后、和与中的基本对应问题，儒家“仕”文化中的政治道德在道义论的引导下，回答并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最终演化为儒家从政的定律。
从古到今，秘书的工作职能是辅佐上司，其从属地位要求他们不能以官威示人，做事需把握尺度，依照职权行事，不能渎职越位。如果说儒家官德论对千百年来士人为官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对谨小慎微辅助上司的秘书来说，遵循儒家的官德思想必然是他们明哲保身的最好武器。
一、秘书成长的出仕趋向
《礼记·大学篇》中说：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里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影响了上至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下至苦读求取功名的学子。“治国”、“平天下”在当时只是封建势力之间的权力争斗，但“修身”、“齐家”则是追求个人历练的一种极高境界。“平天下”三个字，对士人来说意味着出仕，即做官从政。儒家对于士人从政或许可在子路那句“不仕无义”中找到根据，但士人从政的理由则是：一个有安邦治国之才、不愿见国家混乱之人，在壮年时能为国分忧，是道义使之，这种成就感和义务感使众多士人积极投入到做官的行列。然而，他们进入仕途后也难免发出“仕途真畏途”的慨叹。孔子曾评价士人从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这里孔子对士人做官做了一个变通，即在和谐之世士人当出仕为官，无道之国当修养身心，这属于一种策略。我们发现，无论哪种方式，均是在为出仕做准备，借今人之语可以说“出仕的道路是曲折的，出仕的前途是光明的”。国人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官德论的影响很深。
古代文人多数靠征召或科举做官，这里的出仕之意通常在封建主选拔人才方面得到体现，况且人才的选拔多从上级侍者中挑选。如唐朝的陆贽，科举进士，两登博学宏词，被皇帝召为翰林学士。在出仕为官上，陆贽深受儒家官德思想影响。作为皇帝的秘书，面对乱世，娴熟地运用他的写作本领，以感人的文章陈述社会利弊，赢得了百姓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作为皇帝的亲信、高官，陆贽能正确看待自己出仕的目的，在平日保持廉洁作风，拒贿赂，皇帝也由衷感叹其品德。李白也有强烈的出仕之心，他在漫游时就多次投书，做幕友，后因诗歌优秀而得到玄宗赞赏，成为翰林供奉。对于李白来说，他出仕的目的绝不在于芝麻小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他陷入了失意的状态，自恃过高、求进太急的心理也伴随着他四处得罪权贵，最后他只得淡出仕途。李白的仕途失意告诫秘书，要从实际出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仕格言是有其逻辑顺序的，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对于初入仕途的秘书来说，培养谦虚、谨慎的作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士与官员的角色转换极为重要。
二、秘书的官德责任情结
儒家传统中的“尊五帝，法先王”准则在士人从政的原则中占有重要地位。先人的道德规范或是先进事迹往往成为后人效仿膜拜的对象，由此引申而来的是种种对于儒家官德责任的刚性要求。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儒家文化始终倡导经世致用，因此，儒士常常以担负国家责任为己任，这就造就了儒家文化中强烈而独特的责任意识。
杨建祥先生在《儒家官德论》一书中指出：“所谓儒家的责任意识，是在儒学范畴内，以道义论立场确立出义务敬重心的自律责任体系。”它以天下为己任，内在地包含了“为天下开太平”的目的意识。儒家社会责任意识要求个体归向于整体，以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儒家的“责任意识”首先是从人的内在出发，建立在客观普遍的道德基础上的自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秘书学探讨儒家的官德责任感。
首先，是为政有进。文人士子，倘若学有所成，当国家需要时，就应挺身出仕，忠心耿耿，辅佐领导。其次，是为政以德。在儒家官德思想中，品德与才艺从来都是硬性指标，不可偏废其一，而细察之，往往有德高于才的倾向性要求。可以说，为政以德是知识分子从政的首要条件，秘书想要做好上级的辅助工作，没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是执政有道。对高级秘书而言，他们接触领导、参与谋划国家大事的机会较多，因此，对于他们的责任要求就更高。他们帮助领导操持事务，以知识和能力治理国家，在位谋事，不可懈怠。衡量其水平的恰是处理政事的能力和辅佐的才干。孔子对于官德责任的理解为“正道、德性、知识、能力”，而这四个方面恰恰是秘书从政的伦理责任和官德意识。
儒家的理论如此，秘书的工作实践亦是如此。北魏秘书古弼被人称为“古笔”，因为他不仅有笔一样的用处，而且为人像笔一样正直有责任感。作为天子近臣，他敢于为农民争取耕地权益而强谏皇帝，敢于反映民意说真话，时刻为国家安危着想，以维护国家安危为己任，时刻提醒国君的责任是安邦治国、克己节用以利民生，这都是他深受儒家责任意识熏陶的体现。与古代秘书的刚正不阿相似，新中国的高级领导秘书田家英也是儒家责任感的贯彻者。他在任毛泽东秘书期间，顶住了来自多方“左倾”路线的压力，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为党的工作少走弯路做出了贡献。可以说，责任感需要更多的是政治觉悟及自身的刚性要求，这种素质是当代秘书人员必备的。
三、忠诚秘书的义利之辨
儒家历来倡导“舍生取义”的义利观。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在义利之辨中义高于利，可以通过取义舍利达到道德的圆满。这种义利观与他们历来倡导的荣辱观相关联，荣于义，耻于利，这是儒家的价值取向。士人面对两难抉择时往往参 《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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