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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辞职报告


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 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 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间,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

  此报告,将同时呈交清华校方、外办、人事办各一份。我的职衔、工作、居留及医疗等证件,合同到期时将会上交,俾便注销。目前借住的团结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质始终未获解释(参看附件之五),何时搬离,听候指示。

  再次衷心感谢学院对我的重用与信赖。我与自己的职称实难匹配,深感惭愧。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虽以请辞告终,但我对本院与教学的感情,恐怕比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附一: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四研究室

  缘起

  1999年岁阑,袁运甫老师、刘巨德老师给我越洋电话,告知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合并,并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

  2000年2月正式报到,清华园陈书记、美院王院长、张书记,及诸位副院长热情接待,清华外办陈红老师,院外办张主任、苗老师一周内携我办妥外籍人员驻京手续。此后人事关系归属外办与人事处,年薪五万,教学启动费三十万。

  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

  教学状况

  院校合并,是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清华美院的成立,一时为八大高等美术学院所瞩目。

  到任不久,学院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此举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是属首创,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为此,学院于3月间成立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本人则主持第四研究室。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我初涉教学,尚无寸功,而学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唯惭愧衔命,郑重其事。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前年易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

  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录取两名博士生、访问学者两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

  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观诸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此举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

  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减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 “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

  而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决意实施改革的总背景,然而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鉴于中国国情,鉴于人口基数与社会现实,现行政策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人文与艺术将长期蒙受其弊。本人唯自知不能改变现状于万一,故聊作纸上空谈,在教学工作中,则恪尽己能,维持现状而已。

  总结

  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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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操切

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二十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十九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

  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十八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两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生在读, 2004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本科生教学,则本人负责绘画系各届每学期素描课、油画人体课各四周。另由教务处安排每学期开讲四堂大课,每堂四小时,各系各专业同学均可选听,每讲满员。2001年至2004年,讲题分别如下:

  “欧美当代艺术比较”

  “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

  “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

  “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

  “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

  教学方法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

  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 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远溯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式教育与诡辩派教育的冲突,前者重视知识与品格,后者重视权力与实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我与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与教学感想

  自2000年任教以来,我的教学实践及社会活动,大致有正面与负面两类感触,兹据实陈述如下:

  正面——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

  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

  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

  负面—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其症结,大致如下:

  这所学院让我感到亲切。我喜爱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学生,他们甚至比我的孩子还年轻。我坚信他们是塑造未来的一代,因为青春理应胜过体制。

  我对自己的教学,仍是“惭愧”二字。我在课外的大量时间无保留开放给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从中获益匪浅。

  我有幸作为一位本院的教师,在专业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表达我对文化的认知,我知道,外界认同我乃因学院的聘用。这聘用的理由,或许因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确定,这理由,还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位中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

  2003年10月写成,2004年10月补正

  附二:教条与功利

  今日艺术教育及本院教学感触

  归国教学三年,承院方与同侪善待扶持,本人虽不胜任而能相处愉快。今国家富强,大环境空前良好,唯教育现状与大环境差异甚巨。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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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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