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文化

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也主张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最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  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  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  ，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  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的蓝图正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也都是大同思想。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五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先秦孟子、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指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如中国的其他和平文化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一样。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和平文化(第2页)进行了继承，认为这种和平文化是一种王道文化，讲的是仁义道德，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主张睦邻友好。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反复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注：本段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他本人就是按照这种王道文化的方针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世界和平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世界和平的思想。其世界和平的思想包括：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国民会议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统一，建设新国家；以中国的王道文化即和平的方法来联合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列强的侵

略压迫，由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墨家的和平思想也是非常明确的。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深谙战争，但他提出的尚同、非攻、兼爱更执着地追求友爱与和平。墨子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懂得战争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国之自守也”(《墨子·七患》)。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工具，这个工具就是食、兵、城，“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墨子·辞过》)。由此出发，墨子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把它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但是，墨子更痛恨战争，认为战争兴师征伐，祸国殃民，荒废农时，毁人城郭，割人庄稼，伐人树木，抢人牲畜，烧人宗庙，杀人百姓，灭人老弱，夺民之用，废民之力，涂炭生灵，所以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他主张消除战乱，制止战争，实现和平，而实现此举只能靠兼爱，因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到这一天，均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值得肯定的是，墨家不仅提倡和平文化，而且实践和平文化，墨子本人身体力行，有过止楚攻宋的实践。楚惠王时期，楚越之间在长江进行水战，楚国请公输盘造“钩”和“镶”两种舟战用的武器，打败了越军。约在公元前444年前后，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之后，急忙从齐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脚底磨破了，流血不止，用撕下的衣裳把脚裹住，日夜兼程，赶到楚国都城郢，力图说服公输盘、说服楚王，但他们仍坚持用云梯攻打宋国。公输盘多次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多次把它瓦解；公输盘用尽了全部攻城器械，墨子仍坚守有余。最后，公输盘要杀死墨子，墨子说：“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楚国终于放弃了攻宋的企图，避免了一场战争。公元前405年前后，齐国要进攻鲁国，这时墨子约74岁。鲁国君请求墨子解救。墨子来到齐国，对齐王说：“今有刀于此，试人之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齐王说：“利。”墨子说：“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齐王说：“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墨子说：“并国覆军，贼敖百姓，就将受其不祥。”齐王终于悟到是自己将受其不祥，放弃了攻打鲁国的计划(《墨子·鲁问》)。在墨子大约80岁时，鲁国要攻打郑国。墨子反复劝说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财货都属于不义之举，终于打消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念头(《墨子·鲁问》)。墨子一生中，为了反对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以大无畏的精神奔走于诸侯国之间，阻止了多次战争，为正义的和平事业立下丰功伟绩，以行动谱写了和平文化的光辉篇章。
　　道家的无为、无争和贵柔、守雌，既表现出一种宗教情怀，亦是非常典型的和平思想。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这是一种原始的村落社会：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强权的；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交易互利的；是静止的，而不是活跃的；是小规模的，而不是大规模的。“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一书有多处是讲兵法的，其中一条基本兵法是：“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还有一条是：“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老子提倡“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老子》第三十章)老子说：“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还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老子》第七十六章)。庄子则主张万物一齐的思想，提倡万物平等和谐相处。这些思想都是来自老子对大自然的领悟而得出的大智慧，可以称为取法自然的和平论。
　　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对战争的规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谋攻》)。但是在孙武看来，战争不是目的，和平才是目的，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是不足称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他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

《中国和平文化(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