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文教育的探索与思考

　　　　一、古代语文教育是非专业化的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ｒ＠①（割耳）”“ｑíｎｇ＠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

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

《古代语文教育的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