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孔子及其美学思想的评说

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性，“文”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采，“文质彬彬”，是指人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达到本质和文采的完美统一。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文艺。孔子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既重视内容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主张文质并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孔子的美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适应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需要的，这是它的消极面，但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萌生期的产物，它又有积极的开拓创新意义。这对后世的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的。就是鲁迅，也从中受到过启示。
　　对于鲁迅的美学思想，这里不做全面研究，我想只就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的贬抑和褒扬、认同之处略予说明。
　　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贬抑的最突出之点是对“诗教”和“思无邪”的否定。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直接了当地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对从孔子以来统治中国文坛两千多年的“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思无邪”是束缚人们意志，禁固诗人感情的教条。鲁迅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剖析了“思无邪”的严重危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人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鲁迅对孔子美学中消极因素的决绝态度。
　　至于对孔子美学的褒扬和认同，就比较复杂了。首先要说明的是鲁迅的一些论述中，存在着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看法的矛盾现象。比如，鲁迅出身的没落封建官僚家庭，是世代为官，诗礼传家，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他少年时代就读私塾，受的也是儒家传统的文化教育，这是形成鲁迅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熟知孔子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鲁迅是承认的。他曾不只一次说到：“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坟·写在“坟”后面》)，“‘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熟读过的”(《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但是他又说：“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这显然是矛盾的，或者同他后来对“少看中国书”问题所做的解释相似，是“时间和环境”(《准风月谈·答“兼士”》)使然，是“五四”和二十年代初期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并不表明鲁迅对孔子学说的全盘否定。全面来看，对旧文学，包括孔子的言论和著述，鲁迅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说：“我也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拿来主义》，强调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正确的态度是“占有，挑选”和创新。
　　上述对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的正确观点，也表现于鲁迅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某些方面的认同和褒扬。比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就对《诗经》做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诗》之次第，首《国风》，次《雅》，次《颂》”，“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特别是《雅》，“或美或刺”，“有甚激切者”。他还举出以揭露周幽王黑暗统治为内容的《大雅·瞻》为例，加以说明。屈原的《离骚》是鲁迅颇为倾心的。在评价《离骚》时，却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甚于此者多矣。”可见鲁迅对孔子整理古代文献之功，及其删定弃取的标准是有所肯定和认同的。所以后来谈到孔子编定的《尚书》中仍保留“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愤恕诅咒夏要桀的文字时，鲁迅说：“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又一次表明了对孔子审美标准的赞许。鲁迅还曾指出；《诗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从帮忙到扯淡》)。把鲁迅对《诗经》的评价，前后联系起来，又不难看出，这里是包含着对内容和形式，对“文”与“质”的全面要求的。其中是否多少也有孔子美学思想中重社会功利性，“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影响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对孔子文学作品和美学思想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做法，在鲁迅是十分明显的。正如鲁迅所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当然包括孔子编定的及记载孔子言论的书——笔者)，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

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坟·写在‘坟’后面》)。鲁迅说得确确实实，“是的确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单是鲁迅杂文，对《论语》、《诗经》中语句的引述，就有近百处。引述方式，有的因其意而用之，有的反其意而用之，有的用字面上的意思，有的加以发挥，有的表明态度。比如，1933年，鲁迅在驳斥某些人对手无寸铁的北平大学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赴难”的指责时就引述了《论语·子路》中的话，并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又比如，《清明时节》一文，鲁迅以引述《论语·为政》中的语句作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春秋末期，奴隶主统治瓦解，新兴地主阶级不再服从周礼，不祭奴隶主，鲁国季孙氏不祭文武周公而去祭泰山之神，就是突出的例子。孔子对此颇为不满，说这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鲁迅这里引述孔子之言，讽刺了当年国民党官员跑到陕西祭扫文武周公和汉武帝陵墓的骗局，收到了古为今用的良好效益。类似的例子很多，恕不一一赘述。
　　鲁迅对孔子学说中消极因素的批判是严厉的，对其积极因素的拿来、承继、发扬也是自然的，合乎规律的。鲁迅与孔子学说的关系就是这样。

《鲁迅对孔子及其美学思想的评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