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梳理行动”：急速城市化的中国标本

“城市贫民村”的特征。 　　身为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的郭万达，可能是最早用“贫民村”的视角来看待深圳梳理行动的学者，在接受采访时，郭介绍了国外对slum和squatter两类贫民村的不同态度。 　　“slum和squatter是两个有联系但并非同一的概念。国内有人把前者译作‘贫民窟’，而把后者译作‘棚户区’，更多的人是不加区分地把两者都叫做‘贫民村’或‘贫民窟’。实际上，slum和squatter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前者是指‘不雅观的建筑’、‘偏僻、狭小和阴暗的住所’，而后者是指‘非法占地’、‘非法居留’、‘不付租金而占住’。因此，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可以看成是合法的行为，而后者可以看成是非法的行为。” 　　深圳关内总量高达过亿平米的城中村，可能比较符合slum的定义，而对于违建村落，它到底算不算贫民村，如果不是slum的话，是否就是squatter？学术界则存在争议。 　　“问题恰恰在于，如何准确判断被梳理建筑的合法性？”深圳一位姓王的学者对记者说，“以XX养鸽村而言，该村落已在那条山沟里存在了将近20年，这些外来农民向本地农民、村委会甚至镇政府交纳一些不同名目的费用，实际上已是被当地镇村承认的居住者，联系到该片土地所在的宝安区，直到今年才正式进行‘镇改街道、村改居’的城市化，那片土地今年才正式收归国有，那么，与当地村委会、村民（原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签有合同的养鸽者的铁皮房，难道就那么非法吗？” 　　尽管市政府认为“如果是一些政府部门、或者一级地方政府成为这些违法建筑的幕后利益主体，那只能说明这些利益主体也卷入了非法建筑里边去，他们严重损害了政府的信用和权威性，但这却不能成为合法性的依据”，但是在市政府并没有依法处分这些利益主体的前提下，由于政府在梳理行动中确定的对违法建筑不予赔偿的原则，才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抵抗。 　　“即便是拆除违法建筑，难道就不能人性化一些吗？”深圳大学国世平教授质问道，“他们在这些铁皮房里居住多年，已经有许多的社会成本沉淀在里面了，如果说你拆除是合法的，那么过去多年不拆除是不是就是行政不作为？你行政不作为的成本却要由这些贫穷的外来农民来支付？” 　　郭万达博士也指，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解决贫民窟问题，将322万人从中心城区的贫民窟迁出，用了从1955到1975年整整20年时间；韩国为解决城市中出现的低收入居住区、非法聚集居住区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采用了清理工程、有选择地合法化和自我发展工程、定点安置工程，1983年，韩国又引入了联合重建计划，其主要做法是，制定最低住房标准、承认居民在社区及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权利、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同时还制定了鼓励非政府组织（NGO）、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发起和引导，低收入居住区、贫民窟、非法聚集居住区的居民及开发商、NGO等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实施有效的市地整理，使国家、社区及社区居民、企业等多方受益。郭万达说，这些国际经验值得深圳和其它国内城市借鉴。 　　谁来安置外来“流民”？ 　　深圳市政府是否有责任安置这些失去了铁皮房的外来农民？这是另一个争论的焦点。 　　国世平教授撰文认为，应该多修一点安居房、简易住房让农民工居住。而深圳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深圳地方政府不可能对外来农民作出安排住房的承诺，因为在人口自由流入的情况下，这样的承诺等于对全国数以亿计的农民作出，这样的责任不是深圳这样一个城市可以负担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丁四保教授就建议说，安置农民工的责任都落到输入地的头上也并不合理，最好是输出地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承担一些。 　　有本地学者认为，为外来农民兴建安居房或廉租房的想法显得过于天真，“这些房子按什么标准建设？外来农民具有什么资格才能租住？房租价格如何定？深圳政府为什么负有出资补贴他们住房的责任？”因而认为不具有可操作性。 　　话虽如此，深圳还是对一些在郊区合法种菜的菜农进行了安置。《深圳特区报》的报道说，“截止到6月中旬，全市共新建农民宿舍1634间，面积48319平方米；改造农民宿舍1711间，面积53600平方米；已有1634户菜农乔迁新居。”报道说，“农民住进新宿舍，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增加，以企业为主，市、区、镇各级政府和村委会等予以适当补贴。” 　　有报道指出，深圳市副市长吕锐锋已要求六区探讨建设廉租房的可能性。 　　就在本报进行调查的前后，南京市长率领其各个区的政府首脑来深圳考察梳理行动，上海浦东的政府据说也来深圳考察学习。有消息说，南京市已准备效法进行自己的梳理行动。 　　“外来农民与本地城市建设的矛盾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所谓的农民工流入城市———普遍存在。”郭万达说，“这是一个事关国家战略的问题，如果未来二三十年要有5到6亿农民进入城市的话，他们如何进入城市？进入哪些城市？城市如何接纳他们？相信深圳的探索会对全国产生影响。” 　　深圳梳理行动已接近结束，已经拆除的那些违建中的居住者去了哪里？ 　　记者到深圳梳理行动打头炮的地点蛇口月亮湾进行了探访。2、3月份间，月亮湾片区拆除违法建筑共计29.7万平米，所住人口保守估计也不下万人。 　　“估计有2／3的人都回老家了。”一位来自河南项城的王先生说。他早前居住在铁皮房中，拆了后，他和一些人撤到月亮湾花园附近的山沟中、荔枝林里，以及被拆后的废墟上，又搭起了简易窝棚中，搭这样的棚子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成本极其低，拆得快，搭得也快。 　　比这些打散工者收入稍微丰厚一些的人，比如货柜车司机或开小店的生意人，则搬入花园居住，突然猛增的大量租房者导致房子的租金飞涨，原本1200元的三房一厅，目前已涨到了2000元以上。 　　深圳地产研究专家半求先生分析说，已经拆除的乱搭建，可能导致一部分租赁需求转向正式的租赁市场，这将使深圳的租赁交易额上升6个百分点，城中村农民房和旧小区的租金将有小幅上升。月亮湾的情况已经印证了他的分析。 　　但相当一部分外来农民离开了深圳，或者去了深

《深圳“梳理行动”：急速城市化的中国标本(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