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们的官场生涯

一个外来者来说，最好的融人就是联姻。
　　
　　“和当地人结婚的好处是，你被认为是扎实基层的表现和决心，组织在提拔时，会优先考虑。”肖桂国说，一旦和当地人结婚，就成了顺利融人当地的润滑剂，别人在介绍你时，也不再直接说你的名字，而是强调“这是谁谁谁的女婿或老公”，毕竟娶的肯定也都是地方权贵的圈子，在提拔等方面有人帮说话，进步就比较快。
　　
　　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挫败后，这些年轻人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年龄阶段所要面对的全部问题：买房、结婚、生娃、照顾父母等。于是，不少人选择了逃离。
　　
　　宾秋月，2003年毕业后来到玉林北流市大里镇政府上班。2006年9月离职，目前和老公在南宁做生意。
　　
　　刘强，2008年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进入河池市委办，主要给市领导写材料。2010年12月，辞离官场，来到南宁北部湾银行上班。
　　
　　黄延新，2003年毕业后在柳州市基层从政。2006年，辞官做律师。
　　
　　肖桂国，尽管目前还是在体制内，但转到了广西区委党校任职。
　　
　　对逃离官场或转移阵地的人，很多都是涌向了南宁。“大城市尽管压力大，多少还是讲究游戏规则，机会多一些，选择的空间也多。”梁婷说，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因房价等压力，很多白领直呼“逃离北上广”，但结果还是“逃回北上广”。
　　
　　升迁的通道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努力往上走，当更大的官，也就成了人生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目标，但升官并不是靠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就管用的。
　　
　　对乡镇而言，你不是这个乡镇的人，就属于外地。而在县里，同地级市不同县的，别人也都把你当成外地，甚至在一个县里的各地乡镇官员，也会抱团形成自己的派系。对于这些外来者来说，站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成为谁的人才行。不过，官场有起落，斗争有成败，站队的风险也不小。站错一次队，影响的很可能就会是一生的命运。
　　
　　还有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们，也会经常出来分食本就不多的升迁机会。“官二代”借助选调生的选拔制度进入官场后，没在基层呆几个月就坐“直升飞机”，步步高升，这在官场中为不少人所诟病。
　　
　　中组部在关于选调生的选拔培养方面，有这样的表述——“重点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同时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这些定调和表述，有时成为提拔“官二代”“富二代”的依据。
　　
　　对此，宾秋月说，应该对“官二代”采取异地安插等方式，尽可能避免让其回到其父辈所能庇护的地盘，比如不能在其家人为官的出生地、成长地任职，尽可能地脱离其家人所能庇护的关系网，应该说，在同一个市都不行，在官场上，同一个市基本都能很好地运作。
　　
　　在官场里沉浮，女性的命运更显艰难。女人从政获得升迁，总是和情色过多地牵扯在一起，进而成为官场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我平时接触了解到的，一些担任团县委副书记的年轻女孩，一些靠色相获得升迁的，她们通常就是县某个领导的女朋友。”一位深谙官场的官员如此描述，“能把持基层女官员命运的，不只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干部要提拔，需要党委书记的推荐），因为凡是副科级以上干部，都纳入县委组织部统一管理，所以能掌控这些女干部命运的，还有县里的主要领导，有的女干部一心想着往上爬，关键时刻也因此很能豁出去。”
　　
　　梁婷等多位受访者也坦承，基层官场的男女关系确实比较复杂，流言蜚语，不堪其扰。
　　
　　“我当年一个22岁的小姑娘，性格开朗活跃，加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会打字、会写发言稿，领导有什么事也喜欢叫上我去做，人家也会怀疑和议论说你是不是在出卖色相。”
　　
　　梁婷直言，“其实我真没什么，自己很谨慎地走好每一步，但还是有人会说，在这个官场环境中，不管你有没有事，一旦进入，基本上也就无法逃离色相与升迁的暧昧揣测。”
　　
　　这点，肖桂国也有体会。他正忙着主编的那本关于选调生的书，马上就要出版了，但他拟定的书名《选调生眼中的官场》却遭到了很多参与者的强烈反对。
　　
　　开始肖桂国还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反感的是“官场”二字，“在今天的社会，这个原本中性的字眼已多少被异化为藏污纳垢、色情、权钱交易等不好现象的代名词了。”肖桂国说，所以身处官场的他们，不愿去面对“官场”这两个字的异化内容，他们担心参与编写这本书会对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
　　
　　这个书名提出后，Q群里马上就有Q友发出措词强烈的声明：鉴于书名被改，性质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本人决定退出，特此声明！
　　
　　这让肖桂国的出版计划陷入了困境。“在基层，他们都算得上是高素质的政治精英，但一个书名都能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和争议，你说到底是他们改变了基层官场，还是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改变和同化了他们？”肖桂国说，定个书名尚且如此，何谈其他什么改革

《“80后”们的官场生涯(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