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咸以精熟内典著称。而名僧支遁尤开东晋时代风气之先，洵为当时援佛入玄的带头人物，又是许、孙等人精神上的导师。他结合般若即色论树立《庄》学新义，所撰《逍遥游论》、《即色玄游论》标揭妙理，警动世俗，成了江东一代胜流从事清谈的理论基准。据《晋书·谢安传》及《王羲之传》载，支遁曾与谢安、王羲之、孙绰、李充、许询共寓居会稽，“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皆以文义冠世”。侪辈继郭景纯游仙诗融会道家神仙言后，转而吸收释氏“三世之辞”，寄兴趣于创撰抽象说理的篇制方面，致使这类冲虚平典之作大行于时。我们顺着东晋整体文化运动的趋势作些审度，即不难了然玄言诗的生起与兴盛，确与佛教之深人本土文化结构这个大背景有关。

                        二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研治魏晋玄学与文学已成为中哲史及古典文学界关心的热点，呈献的学术著作亦相当丰硕。举凡罗宗强先生的《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陈顺智先生的《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孔繁先生的《魏晋玄学与文学》，卢盛江先生的《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均涉足这块园地作过辛勤耕耘，可谓各有胜解和创获。爰及江左玄言诗与释氏之关系，则上述诸家大多靡遑论述，唯卢著《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作了一些触涉。卢盛江先生不赞成说玄言诗受到过佛教的影响，并致力对檀道鸾《续晋阳秋》的看法提出质疑，问题是他所持的论据尚较薄弱，故显得说服力不强。至于论文方面，笔者以为张伯伟先生《玄言诗与佛教》一篇很可注意。该文在察看中印文化交流的宽阔视野下面，广搜遗佚，详加征核，利用佛典、外书众多材料，细致研讨当时“佛学与玄学”、“佛理诗与玄言诗”之间的浸润互融现象，对缘乎外来佛教因素之介入、造成玄言诗生起的有利时机和条件这一客观情势，作了充分和切实可信的说明。佛理诗与玄言诗是东晋中期并生同荣的两类诗作，了达其间的交关相通和浸润互融，无疑就是把握到了佛教与玄言诗发生关系的一条渠道。基于此文取材富赡，立论有据，其于本题考索所开掘的深度确比前人成果进了一层。通过张伯伟先生的这番研究，玄言诗之生成乃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佛教在中土的深入传播，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了。探明此点，实即弄清东晋玄言诗兴起之契机是也。

    但弄清玄言诗产生的契机，并非意味着对它起因探索的终了，甚至还不能说已经摸透了问题之症结所在。如玄言这一类诗体生成于我国历史上某个时期，堪谓与此事相关诸元聚成一股合力作用的结果，不仅需由时代思想文化大环境为它营造适宜的时机和条件，并且总得有一个异常直接而又积极活动着的近因来催促它尽快分娩出世。到了东晋时代，决定玄言诗能否生起的关键，事实上已不是思想意识形态而在于诗体问题。所以这个可为玄言诗的形成起到直接促进作用的因素，根据檀道鸾《续晋阳秋》揭示的线索来推断，理应在明辨玄言诗与我国《诗》、《骚》体制迥然互异的基础上，到同它关系至为密切的佛教“三世之辞”里去找寻。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诗经》与《楚辞》两大渊薮，向为此邦人士撰作美化文追求的理想目标，亦是震旦诗歌百代尊崇的不祧之祖。征诸华土自古相承的观点，诗主要是用来抒情言志和赋物造形的，而没有赋予它演绎抽象义理的功能。先秦两汉时代的散文可兼容文学和哲学等不同内涵，但哲学思想却进不了诗歌这块宝地。此种传统观念因袭弥久，体现到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创作中间，例能显示出其巨大惯性。如是之定势的不易改变，与其归因于诗人的主观感情倾向，毋宁说是民族文化本身具备的特质使之然。就像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云：
    各种文化必有其特别具有之精神，特别采取之途径，虽经屡次之革新与突变，然罕能超出其定型[11]。如两汉赋颂、建安诗歌之亲近《风》《雅》、取法《楚辞》自不必细说，即持追新多变的西晋、永嘉诸作来考察，纵然其间或少或多挟带一些渗杂玄理的文句，第论其篇帙之大体面貌，实与《诗》、《骚》的法度格局相去未远。接下去谈到郭璞的游仙诗，其“会合道家之言”无需讳饰。不过这些篇什所写的事物，大旨不出轻举陟天、徜要说事情的突变，就发生在东晋中期。尔时庾阐、支遁、王羲之、许询、孙绰、桓温、庾亮、湛方生、张翼等辈继起，以佛玄兼通之清谈家身份操纵文坛，他们不满足于在作品中夹杂几处玄理文句，变本加厉地把诗歌当做直接谈玄论道的工具。有了此种作诗观念的转变，玄言诗才有可能跟着兴起。这群道俗文士俱蓄高世之心，弥善恬淡之辞，“乃谈玄以制诗”，一味求索不可凑泊的宇宙至理和本体，所使用的语言亦益趋质木平典。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徒具韵文躯壳，其内容枯涩幽奥，殆与哲学著作等而无异。它们与中国原有的缘情体物之作比较，相距何啻千里之遥，难怪檀道鸾要感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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