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

性的大胜。已经执政四十年的人民行动党再次囊括国会几乎全部席位，八十四席的国会议员席中留给反对党的只有二席。即使这两席反对派议员所获得的选票数的比例，也比上届选举中获得选票比例更低。总理吴作栋与资政李光耀对选举结果表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竞选中而势头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在裕廊集选区由徐顺全率领的五人组成了竞选队伍，然而却只获得该选区五分之一的选票。这是所有有竞选的集选区中得票最低的。这位在选举日前一天似乎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全场气氛的徐顺成及其领导的民主党，可以说是以惨败告终。反对党再次陷入将全面边缘化的困境。     民主党竞选大会上的徐顺全的演说表现似乎很成功，然而它对该区的投票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一位新加坡本地人对作者分析说，参加民主党选举大会的民众，包括那些弱势群体的民众，往往把听反对党的发言当作数年一度的情绪宣泄的机会，但一旦正式投票时则会冷静得多，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新加坡人决不愿意冒风险，让一个政治经验与资源颇受质疑的小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来执政。要在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的执政党与那些不成气候的小党之间进行选择，其实人们并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更何况民主党在选民大会上开的治国药方中，许多只是与事无补的拉选票的大言高论。例如要赶走新加坡的跨国公司之类，只是迎合部分失业者的心态而己。     由于执政党通过上述的种种办法来抑制反对派的力量，可以说是“过于成功”，以致于反对党完全有可能在所有的选区内都无法获得多数选票。而执政党又需要在国会内有一个处于绝对劣势的反对派的存在，来保持多党制民主竞争体制的外壳，以此来显示新加坡在全世界民主潮流中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执政层还设计出这样一个办法，即让某些落选而又票数较多的、又能与政府合作的反对党人士能够进入议会，作为“非选区议员”，以保持多党制的形式。实际上，反对党在新加坡大选政治中虽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主要功能来是在议会中作为一种象征，让人们觉得新加坡实行的是民主政体而已。                         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否适合于中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政治体制中，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在新加坡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资政李光耀所创建的，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从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这样，新加坡一方面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为多元民主大家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保持着持续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历史纪录。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有些政治学者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选举权威主义”：一方面新加坡政治体制具有所有多元民主政体的基本选举程序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享有了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势。可以说，是一种介乎于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殊政体模式。它是一种在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     在国外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化”作为启动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     更具体地说，这种“新加坡模式的中国版”的特点，可以表述为：逐步开放民主竞争空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并在条件成熟时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人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实现这种独大党民主模式，似乎还存在着一系列先天有利条件。首先，列宁主义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政治、经济、法律、新闻传媒等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执政党拥有中国的绝大多数天下精杰与人才资源，以及它对社会各基层的组织渗透优势。更重要的是，二十年执政党推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实效，使执政党的威望在中国公民中已经进一步提升。中国执政党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甚至远过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要在程序设计方面作些精心的考量与准备，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后全能政治体制（Post-totalitarianism）向一种类似于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体制过渡似乎是颇具可能性的。     然而，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

《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