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

; 从实效与可行性角度来看，三种民主化途径各有其优点，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与风险。党外民主化模式的优点是，能较大程度地进行社会的民主化动员，并激发公民较快进入民主化的学习热情，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民主化途径的弱点是，社会中的心怀不满的失利阶层与具有强烈政治抱负的政治边缘人，会利用这一模式提供的政治参与合法性，以过激的意识形态口号来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挑战现存秩序的游戏规则，并煽动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样就容易引发“政治参与爆炸”。某种意义上，中国八九年事件本身也可以说是体制外民主模式最早的尝试，某种意义上，它同样提供了一个失败的先例。     党内多元民主模式的优点是，能在执政党最有效的控制范围内，通过党的组织纪律与程序，在政治精英层的内部进行民主化的教育与实验，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发展民主最受重视的一种模式。然而，要从党内民主发展到党内多派，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型的政党，它是高度组织化的、由统一意识形态聚合起来的连队型的，具有集体主义自上而下的聚合力的政党，这与日本自民党原先就是多元小党联合的情况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难以从内部分化为不同的多元派系的。正如原先合为一体的手足四肢很难独立自主化为多元个体一样。其操作有相当的困难。     第三种基层民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基层民众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直接监督地方官员，有助于提高地方基层官员为民办事的政治素质。然而，这一民主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也会遇到政治整合方式的若干困难。在现行体制的政治整合方式中，地方基层干部对上级命令的贯彻与执行，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政治整合的基础。中国的中央政权，是靠数以万计的基层地方官员对中央负责来到保证的。然而，基层民主选举将会使地方官员为了争取地方民众的选票，而不再对上级负责，因为通过选举而上台的官员的权力合法性来自当地选民的委托，而不是来自于中央的任命。这样，地方民主选举，；实际上就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它固然有利于发挥地方民众对官员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会使中央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导致中央权力空洞化，以及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化。这样就在政治整合上形成新的断裂。其次，根据以往一些研究中国农村选举的学者的研究，从村级选举发展到乡级选举，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由于村一级的社会交往过程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能直接接触而相互了解，村级选举的动员可以在个人之间的交流中进行，而无须中介性政治组织的出现。而选举到了乡一级，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居民彼此熟悉程度较低，这就就必然会出现通过中介性组织来进行拉选票的助选动员。这种助选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形成自主性的政治派群。这对于习惯于权威性治理方式的执政党也会出现政治操作上的新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地方与中央在民主选举中的顺序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美国著名学者林兹提出的一个观点。林兹教授从西班牙与前苏联等国的民主化实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他认为，凡是先中央选举，后地方选举的民主化国家，中央就先于地方具有了民主的权威合法性，这就使中央可以运用这种权威来抑制地方主义的恶性膨胀。反之，凡是先进行地方选举，然后进行中央选举的国家，如前苏联，地方领导人先于中央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这样，地方政治精英就可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从反对尚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中央政府。由于中央不是民选的，因而在与地方斗争时缺乏权威合法性基础。①戈尔巴乔夫在与其政敌叶利钦的政争中失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即使要在省一级推行民选，也要充分考虑到全国选举的顺序。     虽然，以上三种模式均有其不同的优势与弱点，然而，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不能成为中国人拒绝进行适合于自身条件的民主制度创新的理由。从理论上与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方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途径进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平心而论，在中国特定的权威体制下，现实的政治约束条件，应该是考虑中国民主化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方面，人们要意识到，中国执政层对六四事件与苏东事件的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仿效西方的民主化，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无政府状态。 对此，人们应予以充分同情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中国走向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又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家获得民众持续支持与认可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众所周知，从世界范围与历史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一个民族真正走向富强并享有高质量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有效防范腐败与扩大民众参与的必由之路。     质言之，一方面，人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与政治约束条件，对民主化抱相当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历史趋势又要求中国人稳妥地进行民主制度创新。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值得考虑的思考路径是，要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推行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获取关于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方式的有益启示。是否能审时度势，在各种改革模式间进行合理的取舍，并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完成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则未来二十年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简单地采用以上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有其客观的困难与矛盾。在这一限定条件下，不应该有先定的模式与兰本，也不应先验地以某种概念为标准，来制定中国的民主发展计划。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该是，以解决直接面对的问题为主，通过“就事论事，点滴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民主制度发展的问题上，在碰到具体问题时，想一些临时性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发现问题再停下来，看一看实施效果，走好了，再向前走一步，走不好，再退回来。试试其他办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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