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惆守老僧之旧义”诗文释证——一个富涵思想意义的学术史典掌

    所谓“新义”（新潮流）的另一个具体所指，无疑是指以胡适为典型的“强中学以就西学”时尚。关于可不可以“借西学以治中学”，陈寅恪的态度是明白赞成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高度评价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提倡尽量“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皆可证陈不是抱残守阙的国粹主义。“江东旧义”所蕴含的思想是《审查报告》中所谓“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即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即严守中国本土学术立场。陈寅恪称为“虽似相反而实足相成”的态度。《审查报告》中虽未直接提到胡适的名字，然谓“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术之真相愈远”“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号称整理国故”云云，则舍胡适外更无他人。据前引卞慧新课堂笔记，陈寅恪在课堂上对于胡适也有温和的批评：

    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

    又《审查报告》中微讽以西学说中学者，“几若善博者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一九三二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命题，以“孙行者”之长于幻变，对“胡适之”之擅胜“呼”“喝”，应有相互关联之意。汪荣祖《陈寅恪评传》认为陈寅恪以“语无伦次中学西学”，表面嘲讽以西语语法笼范中国语言的《马氏文通》，实则批评胡适受《马氏文通》影响写成的得意之作《尔汝篇》《吾我篇》，这是有道理的。

    须同时指出的是，陈寅恪虽对于胡适学术有批评，但对他的人品评价甚好。一九四Ｏ年，中研院选蔡元培以后的新院长，据傅斯年，“寅恪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胡适一票。”即是明证。

    总之，“江东旧义”典包含近现代学术方法剧烈变革过程中许多问题，如汉学与宋学、义理与训诂、中学与西学、科学与人文等，值得重视。但是，应该说，仅从学术方法的层面，仍不足以说明“江东旧义”典对于陈寅恪的意义。我们仍须进一步开掘其中的蕴涵。

    支愍度对伧道人说：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这意味着：学问是吃饭的工具；当学问“不办得食”的时候，即学与食不可得兼之时，只有牺牲舍弃学问。换言之，学问是手段，还是目的？便成为这个典故所蕴含的又一思想意义。

    陈寅恪明确说，学问不是吃饭的工具，学问就是生命本身。一九六二年《赠蒋秉南序》，可以看作是他对于学生最后的学术遗言：

    　……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在这篇文章里，陈寅恪并没有对于他的学术方法、学术成就，作出一个字的总结，他交给后人的，是一份人格遗产。旱在一九二七年《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铬》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这是关于学术目的的言简义深的表述。学问终归是属于生命本身的事情。这里没有东方与西方之分，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别，乃是中西方古今第一流学人共同肯认的为学宗旨。请以爱因斯坦在《探索的动机》一文为例：

    　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目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的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不堪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陈寅恪的学问观，可与爱因斯坦文字对读。他真正懂得中国古代传统中的“立言不朽”，也真正懂得西方近现代知识传统中的学术自立观。在写于一九四二年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一文中，一改不轻易许人的为文惯例，高度赞美杨树达的训诂学成就，许为“神州文化”第一人，然后发抒大段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