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反思

    最近这两千年，中国的“穷人”与“贵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亲密得多。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有一段精彩的开端：“仕 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 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 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对穷人与达官之间的关系，摹写、论述之确当，古今中外，无与伦比。欧阳修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出 身，而成了名满天下、身踞要职的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没有改嫁，而是带着年轻的欧阳修艰苦度日。欧阳修学写字，家里 买不起纸、笔，就在沙土上划。后来，欧阳修不仅作到参知政事（副总理）、枢密使（国防部长），而且成了一代文坛的领袖，开创了有文 人特色的宋朝诗、文和词的风格。“劳动人民”入仕作官，致仕（退休）之后，又回家去种地，这是绝大部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履历。嫂子 不肯煮饭给他吃的苏秦，和被妻子唾骂出门的朱买臣，是两千年前的例子，而《红楼孟》中的贾雨村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是晚近的故 事。

    “五·四”时的那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把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归纳起来，编出一部“中国阶级斗争史”的剧本，为的是给自己安 排一个英雄角色：挺身而出，以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监护人自任，保卫他们的利益，捍卫他们的文化，抱怨他们的愚 昧，为他们启蒙。这种令人陶醉的自我升华是他们生存的意义和战斗的动力，是自我激励的心理疗法，而阶级对立的理论正是其中的兴奋 剂。为此，他们无视中国农民与士大夫的密切关系，无视社会道德共识的形成与发展，无视士大夫文化的来龙去脉，不惜删改事实，曲解历 史，拿来做行动的依据。我们把这种历史观叫做“平民主义”，这个“平民主义”至今毒害着众多善良的知识分子。

    文言文、繁体字是贵族文化么？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五·四”人最大的敌人。他们不仅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看成统治阶级的垄断文学；把社会的道德共识看成是 压迫人民的工具；甚至连语言、文字都被认为是专门用来愚弄、难为老百姓的。陈独秀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 学”；胡适把两千年的文学成就斥为“用死的语言做的死的文学”。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中国人读书学文。孔子说：“何莫学夫《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学好了，入仕作官，富贵显 达。所以，与其它民族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家很多都是朝廷大臣。这是中国的制度对政治家的素养要求特高，鼓励天下人学习文化的结 果。并不是先有一个贵族阶级，然后才有贵族文化。更谈不到贵族阶级故意把语言、文字弄得艰涩难懂，把文化据为己有，垄断起来，不让 老百姓学习、创作。 文学是这些政治家的业余创作：他们得官在位，居庙堂之高，则或描写官宦生涯，或时而反映国家大事；去官归隐，处 江湖之远，则或抒发个人情感，或依然拳拳顾恋中央政治，忧国忧民。至于他们对市井田里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日常生活描写不够，最多只能 算作不足，可以补充，不能一概“推倒”，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有“文人的文学”和“非文人的文学”，却没有“贵族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话本和戏剧是非文人文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 分。而这些话本和戏剧的主要体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病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作品中常常带着明确的道德 判断；含着做好事、受曲折，会有好报应的愿望，正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古今中外，没有很大的差别。好莱乌那些顶叫座的片子， 无非如此。

    城里说书，讲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下边座无虚席，听众如醉如痴；乡下演戏，唱的是张生、莺莺、杜丽娘，农民拖家带口，骑驴撑船， 争着来看。“五·四”人以为这些都要不得。他们批判话本，写小说；鄙夷戏曲，编话剧。以为只有舶来的形式，老百姓才喜欢；非要讲破落 小人穷困潦倒的故事，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