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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90年代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由此,发现本民族在世界化进程中的位置和自己独特的声音。使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得以充分关注,对那种僵硬的板块结构加以历史性的差异性表述,对二者之间的若干误区加以再解读,使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成为抗衡激进神话,杜绝旧保守主义的狭隘性的新的文化空间。

话语领域的频繁转型表明权力的转移。90年代中国学界“新术语”可谓多矣,单纯反对用新术语事实上是一相情愿的。深究下去,可以说新术语的运用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心理机制。值得研究的倒是:人们为什么用这些词而不用那些词,用这一类的话语而不用那一类的话语?从这个层次、维度去看问题,而不从那个层面和那个维度去看问题?甚至每个人为何都在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断裂性,而放弃总体性同一性?如何发现“话语”的基本结构和话语运行中的权力参与的各种机制,即从一个平凡的、不起眼的普通个案,把握各种权力交织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话中,我们既不可能彻底走向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再滑行在激进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轨道上,我们应该充分调动知识界整个文化资源,在面对新的世纪的问题之时,放弃种族和文化优越的信条,踏踏实实地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精华,以宽容的精神,民主的步骤,多元的价值观,对话的姿态,赢得我们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力和多元共存的地基。

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一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互相控制的文化思潮。如果是激进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使其它两种思潮处于边缘甚至消隐,就很可能出现极左思潮;如果自由主义不洞悉自己的有效性边界,也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唯经济发展论;保守主义如果丧失了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维,也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国粹派。所以,在三者之间应该生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使自由平等的学术思想话语对话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使新世纪中国文化在良好和谐的文化氛围中,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的生成。

(1999年发表在《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部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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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强认为:“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 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第202-203页。

[④] F.Fukuyanma,“TheEndofHistory?”TheNationalInterest,1989,No.16.

[⑤]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5月1日。

[⑥] J.Habermas, 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tran.FrederickLawrence,Cambridge:PolityPress,1987.

[⑦] Cf.RichardWolin, IntroductioninJuergenHabermas,NewConservatism,Cambridge,Mass:PolityPress,1994.

[⑧]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⑨]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第85页。

[⑩] 杨春时、宋剑华《关于当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对话》,《海南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1]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12] 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46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3] 参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天涯》1999年第2期。

[15] 张法、王一川、张颐武《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6] 参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陶东风《从呼唤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17] 伯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8] 伯林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了《自由四论》、《俄国思想家》(台北,联经版,1987年版),大陆近年出版的《公共论丛》(1-2辑)刊出他的《两种自由概念》。

[19] 哈耶克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尤其是《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的出版,更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相当关注,拓展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学理空间。

[20]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1] 当然,除了这些新译著外,80-90年代还出版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雅赛《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

[22] 刘军宁、王焱主编《公共论丛》,第1-5辑,三联书店,1995-1998年。

[23] 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载《方法》1998第8期。

[25] 《自由主义缘何成为热点?——访徐友渔》,《南方周末》1998年3月6日。另参徐友渔《重提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号;徐友渔《保守与错位》,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26] 何家栋《在历史转折点上》,载《天涯》1998年第2期

[27]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28] 任剑涛《解读“新左派”》,《天涯》1999年第1期。

[29] 实际上,1997-99年,学界发表自由主义方面的文章为数众多,尤其是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学者,更是这一领域的话语主导者。笔者以为,上述几篇已然具有代表性,兹不多引。


[30]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31] 汪晖等《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另参汪晖《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号。

[32] 任剑涛在《解读“新左派”》中认为:“汪晖的姿态是明确的。他自称是批判‘庸俗自由主义’,但在实际上,他努力证明自由主义对现代政经制度的批判性论证,不如后现代主义来得恰当。因此,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

[33] 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载《天涯》1998年第5期。另参韩毓海《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载《天涯》1998年第2期;韩毓海《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世界?》,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

[34]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天涯》1999年第2期。

[35]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

《中国90年代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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