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作为感性教育初探

bsp; 其次，审美教育能够泄导人的感性。
    人生而就有耳目之欲，就有感知外物的欲望，这是人和外界、乃至整个宇宙联系的唯一桥梁，也是人情所 不能免。荀子说：“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 ；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荀子·王霸》）《吕氏春秋》指出：“故耳之欲 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仲春纪·情欲》）《淮南子·真训》也说：“且人之情，耳目 应感知，心志知忧乐，手足之疾痒，辟寒暑，所以与物接也。”相反，如果不让人去感知，将之“囚之于冥室 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可见，不满足人的耳目之欲，不满 足感性所提出的需求，是摧残人性的。
    然而，人的这种欲望常常是无止境的，也是盲目的。如果任其自由的表现，不仅对社会，甚至对整个人类 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一点，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有很清楚的认识。先秦的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荀子这里明确指出，盲 目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国家穷乱的根源。在《吕氏春秋》那里，作者也告诉我们，盲目地追求耳目之欲，“ 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仲夏 纪》）汉代的《淮南子》也看到了这个危险，它说：“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 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 ，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精神训》）这都是“亡国之音”。明代吕坤更明确地说：“天地间之祸人者 ，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 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 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呻吟语》）
    总之，过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无异于引火自焚，“酒足以狂愿士，色足以杀壮士，利足以点素士，名足 以绊高士。”（杨梦衮《草玄亭漫语》）我国古代的圣人“决不许人类一切的本能，毫无节制，任情放纵。他 取正当的方法音乐地调节本调本能的冲动与官能的享乐。”（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贵州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页。）这种“正当的方法”即是“克己”、“格物”。
    而在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理性对感性的压抑之所以能够成立并获得巨大的成功，也是基于这样的 前提：“潘多拉、女性原则、性欲和快乐都成了灾祸，是分裂和破坏性的。”（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可见，对于人生而就有的欲望，既不能不满足它，也不能盲目地满足它。在中外历史上，人们都曾经通过 理性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古人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用“礼义”为感性的满足划出一条度量分界 。在西方，人的感性满足更受到严格的控制，它们绝大多数成为社会的禁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禁忌，被驱赶 到了无意识之域。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神经症的人格猛增，与此密切相关。其教训告诉我们，理性并不能为人 的感性的满足提供一条正确的渠道。感性的满足应该有自己特殊的途径——这就是审美教育。
    而审美教育之所以能够“泄导人情”，也和美育的感性品格有关。首先，作为一种感性教育，美育通过不 断的剌激、不断的感知，从而逐渐唤醒了那些在无意识之域中沉睡多年、积聚多年的欲望和本能，使它们从暗 无天日的黑暗深处来到光天化日之下，美育打开了这只“潘多拉盒子”，并给它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想象的 和自由的空间，让它们充分地抒发、自由地表现。这里，美育显然和德育、智育不同，后两者对“人情”多是 压抑性的，严格控制的，它只允许某些情感得到有限的表达，而把绝大多数的情感驱进了无意识的领域。
    其次，在审美教育中，对于审美对象的感知，依赖于“日常生活意识的垂直切断”（今道友信语），即瑞 士美学家布洛所说的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所保持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使审美主体的感知和情感 的激发以及抒发，并不直接指向现实世界和社会，而是指向某个虚幻的对象和事件，从而可以避免对现实和社 会所可能带来的伤害。
    正是美育的上述特征，使美育在渲泻人的内心过分强烈的心理能量方面，远远优越于德育和智育，成为“ 泄导人情”的最佳途径。
    最后，审美教育能够升华人的感性。
    “升华”（sublimation ）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一个术语，指被压抑于意识中的本能冲 动，特别是性本能冲动，转向社会所许可的活动中去求得变相的、象征性的满足。人类文艺创作、宗教活动等 ，都被弗氏说成是性本能冲动升华的结果。
    而在汉语中，“升华”一词的含义略有不同。先说“升”。汉语中的“升”有上升、提高的意思，如《诗 经·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又有“成熟”的意思，如《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五谷不 升为大饥。”次说“华”。在汉语中，“华”可喻开花；可指光彩、光辉和有文采；还可表示浮华，如华而不 实。在古代汉语中，“升”与“华”很少连用。
    我们这里所说的“升华”对上面两种“升华”的本义都有所吸收，但又有所不同。它既是指将人的感性从 无意识的深处提升到表层，更是指将人的感性从兽性的层面提升到人性的层面，从生物学的水平提升到社会学 的水平，使感性真正成为人的感性。只有在这种提升的基础上，人性才能放射出万丈光芒。
    为什么审美教育能够升华人的感性呢？正如上面所说，德育与智育旨在发展人的理性，在它们的具体实施 过程中，常常限制感性，压抑感性，甚至不惜牺牲人的感性来求得人的理性的发展，因此之故，德育与智育不 可能升华人的感性。人类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育则与前两者有所不同，它主要针对人的感性来进行，这为美育升华人的感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其次 ，美育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它是超功利的、超实用的，也就是说，它对人的感官的触发、对人 的情感的激发、对人的想象的开启，并不将它们引向实际的对象，引向该对象的某种使用价值之上。欣赏梵· 高的《向日葵》，并不是让人联想到这株向日葵可以结多少瓜子，它结的瓜子好吃不好吃；参观一座古代建筑 ，也不是要人觉得它是否方便实用。相反，动物的感官则不能摆脱其生理本能的约束，它对对象的感知，总是 与自己的生存目的直接相关的。而在审美感知中，则暂时割断了主客体之间的这一实用关系，使人对对象的感 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和深度，具有了人性内涵，成为真正的人的感知。这就是人的感性从兽性的水平升华到 人性的水平的基本含义。这种升华之所以可能，正因为与美育所具有的这一特征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美学家们在谈到“审美感受”时，曾提到美育对人的这种“升华”作用。清代王夫之 指出：“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顿，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 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 如盲，虽勤动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 ，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注：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这里，王夫之将美育升华人的感性谈得很清楚，它对人的精神起着一种感发、激励和升华的作用，使人摆脱 昏庸猥琐的境地，成为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人，从而上升到豪杰、圣贤的境界。
    三、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意义
    今天，我们强调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一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如果说，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造成了人性分裂的严重恶果，那么，弥合人性的这种深刻创伤，实现人自身 的现代化，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然地呼吁感情性教育的加入、审美教育的加入。
    人性分裂的现实，是人自身长期片面地追求理性的发展而压抑感性的发展的结果。这种现象，早在19世纪 就被一些思想家意识到了。席勒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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