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只说平常话
高僧只说平常话
●张震
他是开悟大道的人，早就没有了患得患失，没有了粉饰纠结，他的东西是真水无香。我喜欢他的画，他的画是高僧只说平常话，他的画是人生的灵感，快乐的日记！
1989年《工人日报》文艺部搞了一个全国工人作家学习班，我因经常在该报副刊发表文学作品，编辑韩春旭便给了我一个名额。她写信告诉我：学期20天，带15斤全国粮票，地点在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和我同室的是一个叫陈宝洪的男孩，就是现在的“红孩”。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作家和评论家，有苏叔阳、陈建功、李国文、丛维熙、曾镇南，当然还有汪曾祺，汪曾祺当时已有大名，但还没像九十年代中期那么红，我们同学中知道他的人有一些，但没有人崇拜他。他当时也比较低调，不像苏叔阳、李国文、曾镇南那样，在课堂上非常自信，讲得妙趣横生，样子很牛。他那时脑袋里的水平肚子里的“怪话”，几乎都是在课堂外传授。
可能是因为他小说写得短，也可能是因为他许多好散文，像《随遇而安》《七十述怀》《多年父子成兄弟》当时还没有发表，文艺部就让他讲小小说，他好像不太满意，上课时总喜欢说——小小说有什么好讲的，不就是相声的“三番一抖”加生活中的小故事嘛。教室大，人多，再加他普通话不准．没有“麦克”，他讲课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坐在后排东北和西北来的同学几乎都分了神，他见“环境”不对，讲着讲着自己也没了兴致，三天的课一天就草草收兵。我觉得他像《博望坡》里的“病子龙”，比划几下，就走。剩下两天，他跟我们讲画画，讲文入画，讲文学与绘画的关系，讲八大山人的画与诗，讲大涤子石涛的画与跋。他讲得异常投入，但很多同学听后都面面相觑，小声嘀咕：我们是文学培训还是美术培训？甚至有一个比较“木”的同学窃窃问我：他是画什么的？
汪曾祺那年69岁，他从60岁开始正式画画，将近10年正好在兴头上，他当时对中国画也最有心得。我仔细回顾了一下，他散文中许多跟绘画有关的论述，跟绘画有关的细节都是在这段时光和70岁以后写的，这就说明他在这段岁月中非常热衷绘事，迷恋丹青。事实也证明，他的画作在70到75岁之间最好。
在我们这帮同学中也有喜欢美术的，比如我，比如现在在《光明日报》的一个老兄就爱听，恨不得不要下课，恨不得他的嘴巴是永不停止的机关枪，我们就像渴极了的人，突然看到了椰子，恨不得立马敲开椰壳，猛吸。我们那时候私心重，愿他滔滔不绝，这样，可以少啃多少书啊！
下课时候，他跟我们这帮大男孩和大女孩开逗：画白梅我用什么颜料？画叶子我用什么颜料？我们相互望望，摇摇头。他很得意地说：画白梅用牙膏，画叶子用包饺子挤下的青菜汁。我们双目圆睁，以为他在和我们这帮孩子闹着玩。多年后，当我有幸看到原作，我才完全相信，天底下竟有这样的老头。
隔一天，他带来一幅琴条，一株不知什么名的花——朱砂花朵三瓣，墨叶两三片，一根墨线画到底，右题一行长条乌丝：秋色无私到草花。我们有个河北籍的女同学，嘴快，看了一眼就大嘴巴了：空那么多，太浪费，画一大束就好了。汪曾祺听后哈哈大笑，笑得非常爽朗，仿佛那个女生的话一点都没扫他的兴。有个男同学问：能不能给我？老头抬头看看，问：处对象了吗？谈了。那好，就拿走吧，送给女朋友，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
放学时候老头仍和我们聊画，他说：画人难画手，画树难画柳。他说：楷书如文人，草书如名将。他说：画家和作家都要无作家气，求平正清雅。他说：画花鸟不能乱配，芭蕉不能配鸡。我们问为什么？他看看周围没有女生，便说：那是“鸡巴图”。我们忍俊不禁。
离开北京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汪曾祺，后来读他的散文，越读越喜欢，越读越佩服。好多年来我也一直在琢磨，他其实也没写什么复杂的东西，为什么会那么有味？也许这就是前贤所说的功力和境界吧，也许一个作家只有心怀仁爱和大义，只有彻底回归原道和宁静，笔下才会出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汪曾祺一直在说画画是他余事，是找乐，其实他晚年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画画上，并认真题诗题跋赠给友人。我觉得他与吴冠中相似，成家之后，一个想当作家，一个想当画家。吴冠中更是极端，甚至说：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过一个鲁迅。应该说吴冠中和汪曾祺都是有遗憾的，一个没能当成大作家，一个没能成为大画家。其实遗憾是人生的常态，“鲥鱼多刺，金橘带酸，莼菜性冷，海棠无香，曾巩不能诗”，这是古人常说的五憾，依我看人生有千憾、万憾。
汪曾祺父亲画画，他从小耳濡目染，练过《多宝塔》《张猛龙》，字从魏碑出，线条还是能撑住的。他画过土豆、活鱼、植物、花鸟、人物、神仙，几乎想画什么就画成什么样，并常在画上题上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问我何所有，山中惟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然而当朋友和学生讨要时，他又会十分爽快：拿走，拿走。他的画面大多空灵、飘逸，但内容却清雅、高洁，他的画里有儒家的处世态度，有道家的审美趣味。他喜欢“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也喜欢“酒肉穿肠过，高楼万里心”。他真是个奇怪的人。记得董桥曾说：艰深怪诞其实不是艺术，而是命运，而汪曾祺却将艺术融进了人生，把命运变成了艺术，他是开悟大道的人，早就没有了患得患失，没有了粉饰纠结，他的东西是真水无香。我喜欢他的画，他的画是高僧只说平常话，他的画是人生的灵感，快乐的日记！
二十多年下来，他长什么样，说话什么声音我几乎全忘，我甚至近一、二年都没有翻看过他的作品。冬至前二日，我突然梦到了他，我自己都纳闷。我把这事告诉文友，文友说：你该在冬至给他“汇款”，我笑笑：他记不得我，收不到的。
冬至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灯下，临摹了他的一张“雁来红”，写下这篇文章。
《高僧只说平常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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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
他是开悟大道的人，早就没有了患得患失，没有了粉饰纠结，他的东西是真水无香。我喜欢他的画，他的画是高僧只说平常话，他的画是人生的灵感，快乐的日记！
1989年《工人日报》文艺部搞了一个全国工人作家学习班，我因经常在该报副刊发表文学作品，编辑韩春旭便给了我一个名额。她写信告诉我：学期20天，带15斤全国粮票，地点在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和我同室的是一个叫陈宝洪的男孩，就是现在的“红孩”。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作家和评论家，有苏叔阳、陈建功、李国文、丛维熙、曾镇南，当然还有汪曾祺，汪曾祺当时已有大名，但还没像九十年代中期那么红，我们同学中知道他的人有一些，但没有人崇拜他。他当时也比较低调，不像苏叔阳、李国文、曾镇南那样，在课堂上非常自信，讲得妙趣横生，样子很牛。他那时脑袋里的水平肚子里的“怪话”，几乎都是在课堂外传授。
可能是因为他小说写得短，也可能是因为他许多好散文，像《随遇而安》《七十述怀》《多年父子成兄弟》当时还没有发表，文艺部就让他讲小小说，他好像不太满意，上课时总喜欢说——小小说有什么好讲的，不就是相声的“三番一抖”加生活中的小故事嘛。教室大，人多，再加他普通话不准．没有“麦克”，他讲课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坐在后排东北和西北来的同学几乎都分了神，他见“环境”不对，讲着讲着自己也没了兴致，三天的课一天就草草收兵。我觉得他像《博望坡》里的“病子龙”，比划几下，就走。剩下两天，他跟我们讲画画，讲文入画，讲文学与绘画的关系，讲八大山人的画与诗，讲大涤子石涛的画与跋。他讲得异常投入，但很多同学听后都面面相觑，小声嘀咕：我们是文学培训还是美术培训？甚至有一个比较“木”的同学窃窃问我：他是画什么的？
汪曾祺那年69岁，他从60岁开始正式画画，将近10年正好在兴头上，他当时对中国画也最有心得。我仔细回顾了一下，他散文中许多跟绘画有关的论述，跟绘画有关的细节都是在这段时光和70岁以后写的，这就说明他在这段岁月中非常热衷绘事，迷恋丹青。事实也证明，他的画作在70到75岁之间最好。
在我们这帮同学中也有喜欢美术的，比如我，比如现在在《光明日报》的一个老兄就爱听，恨不得不要下课，恨不得他的嘴巴是永不停止的机关枪，我们就像渴极了的人，突然看到了椰子，恨不得立马敲开椰壳，猛吸。我们那时候私心重，愿他滔滔不绝，这样，可以少啃多少书啊！
下课时候，他跟我们这帮大男孩和大女孩开逗：画白梅我用什么颜料？画叶子我用什么颜料？我们相互望望，摇摇头。他很得意地说：画白梅用牙膏，画叶子用包饺子挤下的青菜汁。我们双目圆睁，以为他在和我们这帮孩子闹着玩。多年后，当我有幸看到原作，我才完全相信，天底下竟有这样的老头。
隔一天，他带来一幅琴条，一株不知什么名的花——朱砂花朵三瓣，墨叶两三片，一根墨线画到底，右题一行长条乌丝：秋色无私到草花。我们有个河北籍的女同学，嘴快，看了一眼就大嘴巴了：空那么多，太浪费，画一大束就好了。汪曾祺听后哈哈大笑，笑得非常爽朗，仿佛那个女生的话一点都没扫他的兴。有个男同学问：能不能给我？老头抬头看看，问：处对象了吗？谈了。那好，就拿走吧，送给女朋友，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
放学时候老头仍和我们聊画，他说：画人难画手，画树难画柳。他说：楷书如文人，草书如名将。他说：画家和作家都要无作家气，求平正清雅。他说：画花鸟不能乱配，芭蕉不能配鸡。我们问为什么？他看看周围没有女生，便说：那是“鸡巴图”。我们忍俊不禁。
离开北京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汪曾祺，后来读他的散文，越读越喜欢，越读越佩服。好多年来我也一直在琢磨，他其实也没写什么复杂的东西，为什么会那么有味？也许这就是前贤所说的功力和境界吧，也许一个作家只有心怀仁爱和大义，只有彻底回归原道和宁静，笔下才会出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汪曾祺一直在说画画是他余事，是找乐，其实他晚年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画画上，并认真题诗题跋赠给友人。我觉得他与吴冠中相似，成家之后，一个想当作家，一个想当画家。吴冠中更是极端，甚至说：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过一个鲁迅。应该说吴冠中和汪曾祺都是有遗憾的，一个没能当成大作家，一个没能成为大画家。其实遗憾是人生的常态，“鲥鱼多刺，金橘带酸，莼菜性冷，海棠无香，曾巩不能诗”，这是古人常说的五憾，依我看人生有千憾、万憾。
汪曾祺父亲画画，他从小耳濡目染，练过《多宝塔》《张猛龙》，字从魏碑出，线条还是能撑住的。他画过土豆、活鱼、植物、花鸟、人物、神仙，几乎想画什么就画成什么样，并常在画上题上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问我何所有，山中惟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然而当朋友和学生讨要时，他又会十分爽快：拿走，拿走。他的画面大多空灵、飘逸，但内容却清雅、高洁，他的画里有儒家的处世态度，有道家的审美趣味。他喜欢“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也喜欢“酒肉穿肠过，高楼万里心”。他真是个奇怪的人。记得董桥曾说：艰深怪诞其实不是艺术，而是命运，而汪曾祺却将艺术融进了人生，把命运变成了艺术，他是开悟大道的人，早就没有了患得患失，没有了粉饰纠结，他的东西是真水无香。我喜欢他的画，他的画是高僧只说平常话，他的画是人生的灵感，快乐的日记！
二十多年下来，他长什么样，说话什么声音我几乎全忘，我甚至近一、二年都没有翻看过他的作品。冬至前二日，我突然梦到了他，我自己都纳闷。我把这事告诉文友，文友说：你该在冬至给他“汇款”，我笑笑：他记不得我，收不到的。
冬至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灯下，临摹了他的一张“雁来红”，写下这篇文章。
《高僧只说平常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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