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书
父亲的书
●俞律
书买到手，父亲便忙不迭再去买些坚厚的麻浆纸和蓝色的厚布，调制兑了明矾的浆糊，亲自给书做书套，往往忙一整天也忙不完。母亲便嘲笑他：“你只会给你的书做好看的衣裳，没见你给自己也做一套像样的穿起来。”
父亲做的书套谓之帙，正面贴上书签，亲自写上书名，端端正正像一幢房子，堆叠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城。古人说藏书如筑书城，看来很富形象思维呢！
八十五年前，我率真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大哭着降临到了人世，然后，哭着哭着，逐渐产生了人的最初感受——记忆。这记忆的最初形象当然属于母亲，我逐渐清晰地记住了她有节制的笑容。虽然她笑得不多，但笑得有礼貌。
至于父亲，因为他长年在上海教书，只有寒、暑假期内才回来探望生活在扬州的父母和妻子儿女，回来也几乎整天坐在他的书房里，埋头写些属于他自己的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像母亲的笑容那样使我不能忘怀。一直到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祖父母相继去世了，父亲将我们全家接到上海去长年团聚着生活了，我的记忆里才正式映现了父亲。
这个记忆是从书开始的，那时父亲给我订了两本期刊，一本是《小朋友》，又一本是《儿童世界》。每月最初的几天里，总有邮差把当月的这两本儿童读物送来，而我每月的月头最期盼的事，就是那位绿衣人捺我家的门铃。但是父亲看来并不怎样关心我是不是认真读这些期刊，他从不曾问过我这两本期刊里有什么好看的故事和插图，他总是忙他自己的事。他关心的是星期日，他盼星期日就像我月头盼绿衣人似的。每逢星期日，他十有八九去英租界的书肆集中地三马路淘书，有时发现一些中意的线装古书，即使价格高得很，当教师的经济难以承受，他也要设法筹款买回来。妈妈有时笑着骂他：“败家精！”
他是清朝末年光绪皇帝坐到第二十五年龙位那一年出生的人，先读私塾，后毕业于第五师范文科，难怪对古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他最爱的是宋本，就是宋朝雕版刻印的书。宋本字体每用颜体或欧体刻成，字体古朴劲秀，是传统第一等艺术品。父亲经济力不能致，只有泡在大图书馆里才能得到这种艺术享受，若要宋本出现在自己家里的书架上，那就只能到书肆去购买书坊仿刻影印的宋本了，这种宋本叫做“影宋”，有用宣纸印的，有用皮纸印的，还有罗纹纸印的，好在一样的古色古香，精美程度并不逊于真宋本。
书买到手，父亲便忙不迭再去买些坚厚的麻浆纸和蓝色的厚布，调制兑了明矾的浆糊，亲自给书做书套，往往忙一整天也忙不完。母亲便嘲笑他：“你只会给你的书做好看的衣裳，没见你给自己也做一套像样的穿起来。”
父亲做的书套谓之帙，正面贴上书签，亲自写上书名，端端正正像一幢房子，堆叠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城。古人说藏书如筑书城，看来很富形象思维呢！
父亲最大的快乐在此，而这种快乐的最高境界，则在每天的夜晚，他翻开这些书，几乎全无节制地高声诵读。母亲怕邻居们嫌烦，常提醒他注意；好在邻居们似乎并不厌他，背后倒善意地调侃道：“书呆子又开唱了。”这是传统知识者的读书乐，母亲和我也分享着这种梦也似的生活情趣。直到1937年夏天，“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们的好梦才被日本鬼子的魔影惊醒。一场连天烽火，把我们家，当然还有上海中学整个教师住宅群，烧成了一堆劫灰。父亲全部心爱的书籍和他亲手为它们制作的衣服都化为乌有，而我，当然也失去了我的所有的《儿童世界》和《小朋友》。
我家避难于法租界，父亲忍受着文化破产的切肤之痛，即使如此，也治不好他的书癖。在混乱的“孤岛”上，他居然又往三马路的书店跑了，虽然乏钱问津，也算是一种精神安慰吧！而我的期刊呢？再不见绿衣人送书来了。父亲总算关心到了我的失落情绪，在书店顺便带给我一本德国作家著的儿童小说《爱弥儿捕盗记》，写的是一个聪明机智的十多岁的孩子，在火车上协助警察捉住了一个伪装君子的强盗。
父亲有几位书友，常来畅谈藏书的乐趣。我听得入神，才知道父亲“八·一三”遭逢的焚书之灾并不是第一次。1931年，他在沪江大学教书，独身居住在军工路的教师宿舍里，当时就陆续收藏了一大批古书，全毁灭于日寇制造的“一·二八”兵燹。他和书友们有时也无奈地叹息：国家积弱，人民衣食尚且无着，我们白面书生，百无一用，不要再为书忙啦！一直到1945年，日寇败降，劫难才算过去。虽然内战又打了三年，好在很快就分出了胜负，父亲盼望的太平世界，看看实现了。他充满喜悦，书痒难挠，继续又购买了一大批古书，新制了一大批雅致的书套，一心想当个厮守着文化一辈子的藏书人了。
我喜欢看蜘蛛在屋角结网，慢慢地，一丝接一丝地组织成八卦式的阵图，这种阵图式的网，具有何等精美的、自然的艺术审美价值啊！你如果今天用竹竿去摧毁它，但明天就会看见另一张同样艺术的网又严严整整地挂在屋角上了。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收藏的旧书已经蔚为大观了。有一次，一位朋友来借书读，父亲是很惜书的，一怕书被污损，二怕有借无还，但他不像元朝作曲家马致远在《借马》那首散曲里形容的吝马人遭朋友借马时的左右为难的尴尬，他慨然对借书人说：“古人说过，真正渴望读书的人是自己无书而借书读的人，我不像有些人手中书多却束之高阁，自己不读又不肯借给别人读。我理解借书人总是真正专心读书的，知道书的可贵，读完就会归还主人的。”这位借书人拿到书喜不自禁，果然如期璧还。父亲平时不多说话，但口才不错，肚里书多，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能耐。
话再说回来，我是1946年高中毕业的，下一步是上大学的专业选择。本打算投考性之所近的中文系，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文学这玩艺是不用上大学的，你把我的藏书好好读读，有四年工夫，比大学文学系毕业生水平高。你看现在的社会情况，大学文科毕业谋生不易啊。你要考虑实际些，先要谋个饭碗，然后才有机会当个没有生活上后顾之忧的文学家。”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时是大学毕业即失业的年头，我若失业，父亲是不可能长期供养我生活的。他即使有些余钱，也要为他的最高爱好一藏书服务的。于是我不得不考虑饭碗问题，不太情愿地读了大学的银行系，因为银行里堆着银饭碗哪！有趣的是我毕业之时已是建国后的事了，社会体制变了，只要是大学毕业生，不管哪个专业，一概统一分配，统一的工资标准，人人有大锅饭吃。父亲也颇后悔：如果当时让儿子读文 《父亲的书》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58007.html
●俞律
书买到手，父亲便忙不迭再去买些坚厚的麻浆纸和蓝色的厚布，调制兑了明矾的浆糊，亲自给书做书套，往往忙一整天也忙不完。母亲便嘲笑他：“你只会给你的书做好看的衣裳，没见你给自己也做一套像样的穿起来。”
父亲做的书套谓之帙，正面贴上书签，亲自写上书名，端端正正像一幢房子，堆叠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城。古人说藏书如筑书城，看来很富形象思维呢！
八十五年前，我率真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大哭着降临到了人世，然后，哭着哭着，逐渐产生了人的最初感受——记忆。这记忆的最初形象当然属于母亲，我逐渐清晰地记住了她有节制的笑容。虽然她笑得不多，但笑得有礼貌。
至于父亲，因为他长年在上海教书，只有寒、暑假期内才回来探望生活在扬州的父母和妻子儿女，回来也几乎整天坐在他的书房里，埋头写些属于他自己的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像母亲的笑容那样使我不能忘怀。一直到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祖父母相继去世了，父亲将我们全家接到上海去长年团聚着生活了，我的记忆里才正式映现了父亲。
这个记忆是从书开始的，那时父亲给我订了两本期刊，一本是《小朋友》，又一本是《儿童世界》。每月最初的几天里，总有邮差把当月的这两本儿童读物送来，而我每月的月头最期盼的事，就是那位绿衣人捺我家的门铃。但是父亲看来并不怎样关心我是不是认真读这些期刊，他从不曾问过我这两本期刊里有什么好看的故事和插图，他总是忙他自己的事。他关心的是星期日，他盼星期日就像我月头盼绿衣人似的。每逢星期日，他十有八九去英租界的书肆集中地三马路淘书，有时发现一些中意的线装古书，即使价格高得很，当教师的经济难以承受，他也要设法筹款买回来。妈妈有时笑着骂他：“败家精！”
他是清朝末年光绪皇帝坐到第二十五年龙位那一年出生的人，先读私塾，后毕业于第五师范文科，难怪对古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他最爱的是宋本，就是宋朝雕版刻印的书。宋本字体每用颜体或欧体刻成，字体古朴劲秀，是传统第一等艺术品。父亲经济力不能致，只有泡在大图书馆里才能得到这种艺术享受，若要宋本出现在自己家里的书架上，那就只能到书肆去购买书坊仿刻影印的宋本了，这种宋本叫做“影宋”，有用宣纸印的，有用皮纸印的，还有罗纹纸印的，好在一样的古色古香，精美程度并不逊于真宋本。
书买到手，父亲便忙不迭再去买些坚厚的麻浆纸和蓝色的厚布，调制兑了明矾的浆糊，亲自给书做书套，往往忙一整天也忙不完。母亲便嘲笑他：“你只会给你的书做好看的衣裳，没见你给自己也做一套像样的穿起来。”
父亲做的书套谓之帙，正面贴上书签，亲自写上书名，端端正正像一幢房子，堆叠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城。古人说藏书如筑书城，看来很富形象思维呢！
父亲最大的快乐在此，而这种快乐的最高境界，则在每天的夜晚，他翻开这些书，几乎全无节制地高声诵读。母亲怕邻居们嫌烦，常提醒他注意；好在邻居们似乎并不厌他，背后倒善意地调侃道：“书呆子又开唱了。”这是传统知识者的读书乐，母亲和我也分享着这种梦也似的生活情趣。直到1937年夏天，“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们的好梦才被日本鬼子的魔影惊醒。一场连天烽火，把我们家，当然还有上海中学整个教师住宅群，烧成了一堆劫灰。父亲全部心爱的书籍和他亲手为它们制作的衣服都化为乌有，而我，当然也失去了我的所有的《儿童世界》和《小朋友》。
我家避难于法租界，父亲忍受着文化破产的切肤之痛，即使如此，也治不好他的书癖。在混乱的“孤岛”上，他居然又往三马路的书店跑了，虽然乏钱问津，也算是一种精神安慰吧！而我的期刊呢？再不见绿衣人送书来了。父亲总算关心到了我的失落情绪，在书店顺便带给我一本德国作家著的儿童小说《爱弥儿捕盗记》，写的是一个聪明机智的十多岁的孩子，在火车上协助警察捉住了一个伪装君子的强盗。
父亲有几位书友，常来畅谈藏书的乐趣。我听得入神，才知道父亲“八·一三”遭逢的焚书之灾并不是第一次。1931年，他在沪江大学教书，独身居住在军工路的教师宿舍里，当时就陆续收藏了一大批古书，全毁灭于日寇制造的“一·二八”兵燹。他和书友们有时也无奈地叹息：国家积弱，人民衣食尚且无着，我们白面书生，百无一用，不要再为书忙啦！一直到1945年，日寇败降，劫难才算过去。虽然内战又打了三年，好在很快就分出了胜负，父亲盼望的太平世界，看看实现了。他充满喜悦，书痒难挠，继续又购买了一大批古书，新制了一大批雅致的书套，一心想当个厮守着文化一辈子的藏书人了。
我喜欢看蜘蛛在屋角结网，慢慢地，一丝接一丝地组织成八卦式的阵图，这种阵图式的网，具有何等精美的、自然的艺术审美价值啊！你如果今天用竹竿去摧毁它，但明天就会看见另一张同样艺术的网又严严整整地挂在屋角上了。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收藏的旧书已经蔚为大观了。有一次，一位朋友来借书读，父亲是很惜书的，一怕书被污损，二怕有借无还，但他不像元朝作曲家马致远在《借马》那首散曲里形容的吝马人遭朋友借马时的左右为难的尴尬，他慨然对借书人说：“古人说过，真正渴望读书的人是自己无书而借书读的人，我不像有些人手中书多却束之高阁，自己不读又不肯借给别人读。我理解借书人总是真正专心读书的，知道书的可贵，读完就会归还主人的。”这位借书人拿到书喜不自禁，果然如期璧还。父亲平时不多说话，但口才不错，肚里书多，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能耐。
话再说回来，我是1946年高中毕业的，下一步是上大学的专业选择。本打算投考性之所近的中文系，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文学这玩艺是不用上大学的，你把我的藏书好好读读，有四年工夫，比大学文学系毕业生水平高。你看现在的社会情况，大学文科毕业谋生不易啊。你要考虑实际些，先要谋个饭碗，然后才有机会当个没有生活上后顾之忧的文学家。”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时是大学毕业即失业的年头，我若失业，父亲是不可能长期供养我生活的。他即使有些余钱，也要为他的最高爱好一藏书服务的。于是我不得不考虑饭碗问题，不太情愿地读了大学的银行系，因为银行里堆着银饭碗哪！有趣的是我毕业之时已是建国后的事了，社会体制变了，只要是大学毕业生，不管哪个专业，一概统一分配，统一的工资标准，人人有大锅饭吃。父亲也颇后悔：如果当时让儿子读文 《父亲的书》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