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一个出口

个人，录了近两百个小时的音，也搞坏了我的两支录音笔，因为有的人实在太忙，需要晚上或星期天才能采访到，我当时一激动不够淡定，不是录音纽没有按下，就是录音笔掉在地上了……
　　
　　如果能够再选择一次，我相信他们中有的人可能不会再做地铁了，正如我也不会再去写地铁，但是人总是要有一种精神的，社会总是要有一种向上的正能量的。我在杭州地铁的采写中，深知其中的艰辛和难言，而且我在这种艰辛和难言面前也有点无能为力，但至少我是感觉到了，在中国要做一点事情，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可能都不是教科书上写的那样，但是我们又不能没有教科书。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一些90后的年轻人，他们以杭州地铁为骄傲，无论是在地下做工程的，还是负责运营或维修的，他们都把杭州地铁当作自己的家。有的放弃了研究生的保送而应聘到杭州地铁工作，有的不做空姐而做“地姐”，有的就是冲着地铁的相关专业而报考大学的。他们没有叫苦，他们为自己是第一代杭州地铁人而骄傲，望着他们青春而认真的面孔，我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当作主人公呢？
　　
　　特别是那些在地下一线的工人，那些成天在盾构机上作业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很潮的帅哥呵。我问他们有没有对象？他们说不现实啊，因为在地下工地是没有任何手机信号的，而他们每天有12个小时是在地下的，他们说没有谈恋爱的条件呀。我也问他们，有没有考虑换一个工种呢？他们说也不是说没有，但眼下还是要把工作做好，等有机会了，再去考其他的技术证书，因为等年纪稍大，可能就吃不消做高难度的工作了……我也采访了那些年轻的司机，一遍又一遍的，他们用脚步丈量着脚下的路，真的，如果有一个司机要从萧山湘湖开到下沙文泽路，那么他们首先得把这一段路程走一遍乃至几遍，心里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路的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弯，有没有坡……也许有人会问，这开地铁机车不都是靠自动的吗？但还是师傅说得好，自动也是要靠人动的，司机将是地铁安全的最后一个守门员。
　　
　　师傅说得多好呀。问题是我该如何把这种好变成文字的好。
　　
　　当然中国有很多的矛盾和纠纷，折腾和磨擦。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工地，当我们一行人要走时，突然被一辆车挡住了道，一个人从车上下来就说：今天不讲清楚，谁都不能走！
　　
　　矛盾和纠纷是怎么产生的，人心和民心到底是怎么样的，这都需要我调查了解并理出一个头绪来，然后以独立冷静的态度来处理它，因为只有真实，才对得起良心，也对得起历史。
　　
　　还有湘湖发生的重大事故，要不要写，怎么写，这于我都是考验。因为我也深知，报告文学是一颇有争议的形式，报告多了，文学就少了；文学强了，报告就弱了。我以为有的作品是应景的，有的作品是能传世的。我宁愿我的作品是应景的，但地铁本身是能传世的，五十年，一百年以至更长。为这样的传世，我一定还会用其他的形式去表现，正如美国诗人庞德写地铁的诗歌那样——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多么奇妙的诗句啊。我相信白居易或苏东坡在世，他们也一定会去写地铁的，而时代也在呼唤今天的白居易和苏东坡。
　　
　　有人说过功夫在诗外这句话，我觉得颇有道理。地铁于我，是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行业，所以采访和沟通显得尤其重要，你要让采访者能够在几个小时里讲出他最为生动的故事，或者，那些看似平淡的经历背后又有多少人情世故。所以我的态度是这样的，如果他抽烟，我便也抽烟并递烟，如果他喜欢喝茶就不断给他续水，如果下了班他还意犹未尽我便一直陪他；如果他希望我去工地看看，我第二天一早便一定在等他了；如果这个采访者是贵州的，我一定会说我在那一片山水的体会……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交流和沟通，这可能是比写作本身更为重要的方面，做一个好的提问者和倾听者，有时比什么都重要。
　　
　　还有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体验体验再体验。事实上当我完成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离第一次我坐地铁都快要三十年了。也就是说我是积了三十年的内功而来写地铁的，但真到杭州地铁开通的那一天，我仍然是呼吸急促、面色潮红，就像跟一个初恋情人约会似的。是啊，这也是整个杭州跟她心爱的地铁要来一次约会。
　　
　　接下去，我要像那些潮人们那样，一手“爱疯”，两耳音乐，我播放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游鸿明的《地下铁》——
　　
　　地下铁赶快飞
　　
　　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
　　
　　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
　　
　　你赶快睡
　　
　　轻轻靠着我的背……
　　
　　2012年9月23日
　　
　　作家简介
　　
　　孙昌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校园三部曲”《我为球狂》《我为星狂》《我爱跆拳道》，诗集《反对》《杭州呼吸》，随笔文集《造句：流行语超市》《活色生香》和《向来风花雪月》，电影评论三部曲《我的电影手册》《我的新电影手册》《成长电影》。电影剧本《秀到零点》，2006年由中影公司和央视电影频道联合拍摄出品。
　　
　　目前任职于都市快报

《我在下一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