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蔡元培的大学制度思想
长的了。”蔡元培听后，仅是一笑置之。
第三，充实教学内容。蔡元培对旧大学独尊儒术、压制思想十分不满，主张“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来改革和充实教学内容。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蔡元培曾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1.）“兼容并包”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的表现是，既积极吸收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用“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来充实教学内容，又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取，并用“新的方法来整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思想资料。（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0.）
蔡元培在改革大学教育内容方面容纳百家，兼收中西，冶各派于一炉，除了遵循“世界各大学通例”外，主要在于他的“器局大，识见远”。对此，梁漱溟曾有一段精彩论述：“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5.）梁漱溟本身也在蔡元培“聚拢包容之中”，自是深解其味、语语中的。
第四，整顿学生课外生活秩序，提倡组织社团、创办刊物，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1917年6月，蔡元培曾这样描述其时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9.）他认为，只有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组织各种形式的社团，创办刊物，学生才能“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则于身体有益”。
因此，他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了包括学术研究、文体活动、道德自律、社会活动等形式的各种社团，开办报纸、杂志，“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并延积学之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等，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这些社团的成立，既使学生养成了“研究学问的兴趣”，又使学生养成了“学问家之人格”。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和努力，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68.）
二、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从少数官僚说了算到教授治校
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主张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8.）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2.）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3.）“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4.）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一切校务都有章可循。
第一，大学设立评议会及行政会议。首先，设立评议会。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另每5名教授产生1名评议员。1年改选一次。校长任评议会议长，负责召集评议会会议和改选等事宜。评议会的任务是制定、修改大学规则及有关条例、决定学科的设立与撤消、审查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经费的预决算等。在设立评议会的同时，北京大学还成立了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乃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其成员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构成，校长兼任议长。与评议会相同，不具有教授资格的人不能成为行政会议的成员。评议会所决定的事项，由行政会议指导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实施。当时北京大学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有庶务、组织、预算、出版、器械、图书、教师聘任、会计监查、入学考试、新生指导、学生自治等委员会。
第二，设各科（系）教授会。1917年12月，北大评议会议决各科设教授会。教授会会员从教授、讲师中产生，教授会主任由会员公举，任期二年。1919年改门设系后，改称各系教授会。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及学生成绩考核等。
第三，设教务会议和教务处。北大的教务原来一直由各科学长掌握，处于极其分散、封闭的状况。1919年北大废门设系后，蔡元培主持设立了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会议由各系系主任组成，并由其互推教务长1人，任期1年。教务处即为主持全校教务的常设机构。
第四，设总务处。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北京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旧北大的官僚衙门作风，调动了各科专家学者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克服了分散状态，推动了北大向近代新型大学的转变。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顾孟余以赞赏的口吻评论说：“先生（蔡元培）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办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注：忆蔡孑民先生.香港《大公报》.1940.3.24.）
三、采用选科制：从强求一律到发展个性
1918年，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
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思想基础。年级制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限制了学生的选课范围，使学生不能兼习其他系的课程。同时，年级制“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旷课之弊，而其弊义传染于同学。”（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些弊端，他希望通过实行选科制，给学生提供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调动学习积极性的机会。
文理沟通，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理论基础。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但文理分科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弊端很多。蔡元培指出：“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学生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种弊端，文理科的学生除了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以外，还要兼修哲学、心理学和教育中等核心课程。
当时，北大的选科制规定，本科学生学完80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课程为一单位）、预科学生学完40个单位即可毕业。针对学生仅凭兴趣听课、博而不精、忽视基础知识学习的弊端，他一再强调，“这种制度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的学校，并且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同时，“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教员审定，因教员知道选何者有益，选何者无益，如走生路，若无人指引，易入歧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30.）学校将课程分为必修、 《略论蔡元培的大学制度思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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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充实教学内容。蔡元培对旧大学独尊儒术、压制思想十分不满，主张“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来改革和充实教学内容。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蔡元培曾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1.）“兼容并包”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的表现是，既积极吸收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用“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来充实教学内容，又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取，并用“新的方法来整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思想资料。（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0.）
蔡元培在改革大学教育内容方面容纳百家，兼收中西，冶各派于一炉，除了遵循“世界各大学通例”外，主要在于他的“器局大，识见远”。对此，梁漱溟曾有一段精彩论述：“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5.）梁漱溟本身也在蔡元培“聚拢包容之中”，自是深解其味、语语中的。
第四，整顿学生课外生活秩序，提倡组织社团、创办刊物，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1917年6月，蔡元培曾这样描述其时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9.）他认为，只有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组织各种形式的社团，创办刊物，学生才能“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则于身体有益”。
因此，他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了包括学术研究、文体活动、道德自律、社会活动等形式的各种社团，开办报纸、杂志，“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并延积学之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等，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这些社团的成立，既使学生养成了“研究学问的兴趣”，又使学生养成了“学问家之人格”。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和努力，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68.）
二、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从少数官僚说了算到教授治校
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主张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8.）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2.）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3.）“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4.）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一切校务都有章可循。
第一，大学设立评议会及行政会议。首先，设立评议会。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另每5名教授产生1名评议员。1年改选一次。校长任评议会议长，负责召集评议会会议和改选等事宜。评议会的任务是制定、修改大学规则及有关条例、决定学科的设立与撤消、审查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经费的预决算等。在设立评议会的同时，北京大学还成立了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乃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其成员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构成，校长兼任议长。与评议会相同，不具有教授资格的人不能成为行政会议的成员。评议会所决定的事项，由行政会议指导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实施。当时北京大学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有庶务、组织、预算、出版、器械、图书、教师聘任、会计监查、入学考试、新生指导、学生自治等委员会。
第二，设各科（系）教授会。1917年12月，北大评议会议决各科设教授会。教授会会员从教授、讲师中产生，教授会主任由会员公举，任期二年。1919年改门设系后，改称各系教授会。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及学生成绩考核等。
第三，设教务会议和教务处。北大的教务原来一直由各科学长掌握，处于极其分散、封闭的状况。1919年北大废门设系后，蔡元培主持设立了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会议由各系系主任组成，并由其互推教务长1人，任期1年。教务处即为主持全校教务的常设机构。
第四，设总务处。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北京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旧北大的官僚衙门作风，调动了各科专家学者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克服了分散状态，推动了北大向近代新型大学的转变。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顾孟余以赞赏的口吻评论说：“先生（蔡元培）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办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注：忆蔡孑民先生.香港《大公报》.1940.3.24.）
三、采用选科制：从强求一律到发展个性
1918年，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
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思想基础。年级制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限制了学生的选课范围，使学生不能兼习其他系的课程。同时，年级制“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旷课之弊，而其弊义传染于同学。”（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些弊端，他希望通过实行选科制，给学生提供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调动学习积极性的机会。
文理沟通，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理论基础。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但文理分科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弊端很多。蔡元培指出：“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学生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种弊端，文理科的学生除了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以外，还要兼修哲学、心理学和教育中等核心课程。
当时，北大的选科制规定，本科学生学完80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课程为一单位）、预科学生学完40个单位即可毕业。针对学生仅凭兴趣听课、博而不精、忽视基础知识学习的弊端，他一再强调，“这种制度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的学校，并且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同时，“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教员审定，因教员知道选何者有益，选何者无益，如走生路，若无人指引，易入歧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30.）学校将课程分为必修、 《略论蔡元培的大学制度思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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