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民主启示录

绝对劣势的反对派的存在，来保持多党制民主竞争体制的外壳，以此来显示新加坡在全世界民主潮流中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执政层还设计出这样一个办法，即让某些落选而又票数较多的、又能与政府合作的反对党人士能够进入议会，作为“非选区议员”，以保持多党制的形式。实际上，反对党在新加坡大选政治中虽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主要功能来是在议会中作为一种象征，让人们觉得新加坡实行的是民主政体而已。 　　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否适合于中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政治体制中，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在新加坡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资政李光耀所创建的，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从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这样，新加坡一方面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为多元民主大家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保持着持续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历史纪录。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有些政治学者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称之为“选举权威主义”：一方面新加坡政治体制具有所有多元民主政体的基本选举程序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享有了权威主义的政治权势。可以说，是一种介乎于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特殊政体模式。它是一种在多元选举制外壳下的权威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在权威性的政治资源垄断下的民主政治。 　　在国外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化”作为启动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 　　更具体地说，这种“新加坡模式”的特点，可以表述为：逐步开放民主竞争空间，在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并在条件成熟时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人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实现这种独大党民主模式，似乎还存在着一系列先天有利条件。首先，列宁主义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政治、经济、法律、新闻传媒等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执政党拥有中国的绝大多数天下精杰与人才资源，以及它对社会各基层的组织渗透优势。更重要的是，二十年执政党推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实效，使执政党的威望在中国公民中已经进一步提升。中国执政党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甚至远过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要在程序设计方面作些精心的考量与准备，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后全能政治体制向一种类似于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体制过渡似乎是颇具可能性的。 　　然而，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当下的改革开放过程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引爆性的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二十年过程中，累积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这一状况与中国从全能体制中脱离出来的特点有密切关联。归纳起来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着五大困境，一是相当一部分官僚的经济腐败，二是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三是贫富两极分化与地区差别扩大，四是农村失业严重，五是金融坏帐问题。此外，还存在对政府权威的持续挑战，少数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以及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在一旦出现多元竞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类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使原来受到压抑的不满得到渲泄的合法机会，并进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 　　更具体地说，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在全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大量困难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治问题严峻性，矛盾的复杂性，使反对派利用选战来反对执政党的资源更为丰富，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激活的广场效应，将在短时期内形成对现存政府权威的严重挑战，政治冲突对立与危机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连锁反应。 　　相反，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小型的东亚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没有这类问题的严重困忧，特别要提出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换言之，新加坡是在还不存在重大的社会分裂与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权威主义方式解决了认同危机，并进入选举权威主义时期的。相反，如果中国在出现认同危机与社会分化的条件下仿效选举权威主义，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 　　第二，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性质根本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这在一体制下，一方面是政治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时期形成的体制通过政治动员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文化，并要求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是动员型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即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政治高度敏感与政治参与愿望，有人说“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正表明中国人对政治的过度关注性。只要体制外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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