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二、多样化——统一高考的补偏救弊之策
　　已实行了5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对于促进我国人才的成长和推动全民族文化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多数人对高考的巨大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高考为高等学校选拔了数以千万计的优秀新生，为我国的高教事业发展、经济建设及社会文明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1997年11月的《人民日报》在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征文的综述中所说，“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9]然而，由于统一高考存在重才轻德、压抑考生个性和求异思维、缺乏特色和灵活性等固有的缺陷，随着高考历史的向后推移以及高等教育规模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这些缺陷已经而且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各界一直激愤地抨击“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个别学者提出要“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10]。更有学者认为，统一高考制度“泯灭人一生中最有创造性年华的发展，让富有想象力的学生沉湎于死记硬背和冗长繁琐的揣摩求证之中”，其影响与科举制使强盛的中华民族日益衰落的后果并无二致，因此，废除统考制，就是要避免鸦片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11]那么，统一高考制度存在的基础是否已不复存在？换言之，统一高考是否已完成历史使命，应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又该何去何从？
　　辩证地看，统一高考制度的最大优点和最根本问题均出在“统”字上。历史告诉我们，在各种选拔人才的途径中，考试作为一种崇高的、具有可信性的正义程序的执行过程，最为公平和有效；而大规模统一考试的公平与效率恰恰又居各种考试形式之首。使人人享有平等参与高等教育竞争的机会，是统一高考制度存在的根基。在中国这样一个讲人情、重关系、看面子的国度，普通百姓追求的首先就是公平。现在许多地方为减轻小学生的学习负担，不再进行文化课的升学考试，依法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为什么家长们却“不领情”？惟因担心取消文化课考试将难以保证录取的透明和公正。就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仍比较突出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机会公平乃第一要义。可见，统一高考存在的根基并未被动摇。在看待统一高考的利弊时，须知“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的道理。高考固然存在种种弊端，有的甚至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它的积极作用却是主要的。这也正是高考这一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试选才方式，在饱受政治运动的摧残和众多的非议后仍得以长期实行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统一高考这一适应中国国情与文化的招生制度，在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替代办法之前，若置高考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历史作用于不顾，轻言废止乃至轻率行废，可能造成比现有弊端严重得多的问题。
　　另一方面，高考诸多弊病的根源也在于其“统一性”。高考长期的“大一统”局面，特别是“千校一卷”的考试内容上的统一，使层次、类型各异的高等学校无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拔出适合培养的人才，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此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高等教育对象的集中性也被打破，考生将来自各种年龄段和各行各业。高考若不“与时俱进”，“统一”的优点则可能逆转为其生命力的扼杀者。科学制之终结，便警示了这一点。[12]因此，高考欲保持长远的生命力，必须在坚持统一考试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适时、适度地进行多样化改革。兼顾统一与多样，应成为新世纪高考改革的主旋律。
　　从高考改革实践看，1999年，广东省首当其冲，实行了"3+X"考试科目改革，允许高校自主选择"X"，拉开了统一高考多样化和高校招生自主权改革的序幕。2000年，又在北京、上海、安徽等地进行了“春季高考”的改革试点。但这些改革只局限于考试科目或考试时间上的改变，尚未真正触动高考形式的变革。
　　要从根本上打破高考以往的“大一统”模式，可以考虑采用二次高考的多样化改革模式。这一模式又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借鉴台湾联考的做法，将高考分成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两种类型。台湾的联考有大学联考和大专联考两种类别。其中，大学联考是针对报考“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大学及独立学院的考生，大专联考则是针对报考“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的专科学校的学生，大专联考又细分为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二、三年制专科学校的联考和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五年制专科学校的联考。[13]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类型也日益多样化，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正成为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不同类型或层次的高等学校，其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市场所需求的人才规格都各不相同，所要求的生源素质也各有不同。在过去“大一统”的模式下，一张考卷从清华、北大考到地方专科学校，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职高专院校难以招到适合培养的生源。须知，考试分数高，不等于职业技能强，正如人们常说的大学生“高分低能”，其中“能”就包括了职业技能在内。除考试的原因外，由于高考实行分批次录取，高分者入重点或本科院校，低分者入高职高专，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职高专“低人一等”的误识，造成高职生争挤“专升本”班车、“专升本”演变成第二次高考的局面，不利于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
　　为适应高等教育多样化和人才需求结构立体化的需求，招生入学应根据不同类型或层次进行多样化改革。由于目前培养高等教育专门技术人才的主体仍是高职高专院校，且基本上是专科类型，可将高考分为普通大学及独立学院的本科统考和高职高专的专科统考两种类型。两种高考各司其职，本科层次的高考着重考测学术发展性向和能力，专科层次的高考侧重考测理解和运用能力。2002年广西便是进行这种二次高考的试点，第一次高考为7月举行的本科统考，试题由教育部组织命制，其成绩只能用在本科层次录取；第二次高考为9月举行的专科统考，试题在教育部考试中心指导下由广西招生考试院组织命制，其成绩只能用在专科层次录取。每位考生都可以选择两次高考中的一次或二次应试。[14]笔者认为，此举不仅可以使不同类型或层次的高校招收到合适的生源，而且给了考生更多的选择机会。不过，鉴于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在命题方面的经验较为缺乏，试点阶段两次高考均由教育部组织实施较为科学，待这一改革较为成熟后再逐步将命题权下放。
　　二次高考模式的第二种选择是借鉴日、韩等国的二次考试或目前我国台湾地区试行的“多元入学方案”的形式，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和各校单考相结合的报考办法。日本的所有国立、公立大学和大多数私立大学的招生均采行二次考试，即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主持的入学考试中心考试和由各大学自行组织的第二次考试，前者以考核考生对高中阶段基本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为主，后者则主要测定考生的学科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学习能力。韩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与之类似，由“大学修学能力测验”和各校举行的加试组成，同时参考高中的综合记录。台湾从2002年开始采行的“多元入学方案”，也具有这一特点：招生比重占40%的甄选入学制招生方案，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主办的学科能力测验和大学校系自办甄审两部分组成；其余60%的考试分发入学制招生方案中，也有50%是由学科能力测验和指定科目考试（各大学指定考科但考试仍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统一组织）两部分组成。[15]美、英等国大学的录取一般也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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