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据由权威考试机构组织的学术能力测验或资格证书考试成绩，再参考考生的申请或推荐材料和面试表现。全国统一高考和各校单独考试相结合的二次高考模式，融两种考试形式的优势于一体，前者可以把守基本质量关，同时也便于各大学比较评估生源质量，后者则能充分体现各校的办学特色，较好地落实高校的招生自主权。[16]
以上两种二次高考模式各具特色，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实现高考多样化发挥作用。在经过一定阶段或范围的试点后，可以进一步将二者结合起来，使高校招生在坚持统一考试的前提下，真正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的考试立交桥。
三、“素质立意”——高考内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标
高考内容是高考发挥导向作用的枢纽，它直接将大学对所需生源的素质要求反馈给中学的教学。因此，考试内容是高考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然而，长期以来，高考一向较少关注内部或微观层面的改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会考制度后，高考结束了长期身兼选拔新生和衡量高中毕业水平两项职责的局面，其内容的改革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考试内容主要通过命题来体现，命题立意因此成为内容改革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高考命题基本上以知识立意为主，即以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为考核目标。知识立意几乎成了记忆立意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后，高考命题的立意开始由知识关注到能力上。起初是引入和研究美国学者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但受高考纸笔测试形式的制约，只关注到了认知领域中的理解能力和技能等方面。此后，又将认知领域中的知识与能力测试“学科化”，即根据《教学大纲》的目标要求，确定开考各科所测试的内容、目标、形式和能力要求，并以《考试大纲》形式向社会公布，从而克服了制卷者和考生的盲目性。此举突出了高考检验考生的学习结果和进入高校继续学习的能力等任务。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考内容改革进程的加快，学科能力测试又上升到综合能力测试。1998年，教育部对四川、河北、上海等五省市的“保送生”进行了“综合能力测试”的试点，次年又扩大到全国。与此同时，积极进行"3+X"的科目改革试点。"3+X"改革的精神实质是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旨在对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其中，设立综合考试科目是此次改革的一个亮点。开设综合科目的意图是想改变过去文理分科绝对化、跨学科能力的综合和学科间知识的渗透力不够的状况，引导学生全面掌握中学阶段应当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重视能力特别是学科内和跨学科的综合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3+X"科目改革的实质与重点仍在于考试内容的改革，体现在命题上，便是变知识立意为能力立意，以考查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为重点。[18]当然，无庸讳言，由于综合能力的测试仍是一个新鲜事物，现行综合科目的命题水平尚未达到原定目标，“学科知识拼盘”色彩仍较浓厚。随着高考科目和内容改革的深入、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教育测量技术水平的提高，综合能力测试离既定目标将会越来越近。
然而，在知识基础上的能力考查，并不是高考内容改革的终极目标。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高考的功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局限于“选优”，即解决什么人可以上大学的问题，而将成为一种为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的“合适”考试，主要解决学生适合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学生的素质进行更全面的考测。相应地，高考的命题也应从目前的能力立意进一步提升到素质立意，以考测学生的素质是否与高校及其专业教育合拍，也可以解决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学生因专业选择失误而产生的“厌学”和“逃学”问题。因此，笔者以为，素质立意将成为高考内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标。
另一方面，由于高考指挥棒作用的客观存在，确立命题的素质立意，也可以更好地引导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素质立意的考测目标，既不是单纯的知识，也不是单纯的综合或动手能力，而是考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身体素质的考测需要另辟途径）。例如，通过巧妙地设计道德推理或道德判断题，不仅可以考测学生的道德知识和综合推理与判断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考测出学生的道德水准。再比如，设计一些常识性试题，采取口试形式，既可以考测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也可以测量其心理素质。鉴于高等学校办学和素质考测的个性化与统一高考的统一性特点不甚吻合，素质考测可由各高等学校组织的单独考试来完成。而上述的二次高考模式恰好为这种考测提供了制度保障，即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主要考测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学术性向，第二次由高校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则主要考测学生进行专业学习所需的基本素质。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奉行公平原则、创造优质高效的统一高考是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的一项伟大创举。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统一高考的创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存在与发展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统一高考也确有局限，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和办学形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势下。因此，进行二次高考的多样化改革，是对统一高考补偏救弊的一项良策。与此同时，为了达到高校和考生之间“双向选择，各取所需”的目标，高考命题改革应从知识和能力立意提升到素质立意的高度，以便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杨学为，等.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92.
[2]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平区招生[N].人民日报，1949-07-20.
[3]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N].人民日报，1950-05-29.
[4] 关于高等学校1951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N].人民日报，1951-05-09.
[5] ［日］大ｚｈǒｎｇ＠①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 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2.
[7] 杨学为.高考四十年(1952-1991)[J].中国考试，1997,(1).
[8] 刘海峰.传统文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J].上海高教研究，1995,(3).
[9]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J].厦门大学学报，1999,(4).
[10] 孙绍振.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J].艺术·生活，1998,(6).
[11] 冯增俊.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4).
[12] 郑若玲.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2).
[13] 刘海峰.变革中的台湾大学联考制度[J].中国高校招生，1993,(1).
[14] 丛玉华，胡平.试行二次高考文理不再分科[N].中国青年报，2002-04-05.
[15] 刘有鹏.台湾“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及其借鉴[J].中国考试，2001,(10).
[16] 刘海峰.高考改革的全局观[J].教育研究，2002,(2).
[17] 马金科.高考能力考查的研究与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2000,(3) 《高考改革：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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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二次高考模式各具特色，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实现高考多样化发挥作用。在经过一定阶段或范围的试点后，可以进一步将二者结合起来，使高校招生在坚持统一考试的前提下，真正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的考试立交桥。
三、“素质立意”——高考内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标
高考内容是高考发挥导向作用的枢纽，它直接将大学对所需生源的素质要求反馈给中学的教学。因此，考试内容是高考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然而，长期以来，高考一向较少关注内部或微观层面的改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会考制度后，高考结束了长期身兼选拔新生和衡量高中毕业水平两项职责的局面，其内容的改革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考试内容主要通过命题来体现，命题立意因此成为内容改革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高考命题基本上以知识立意为主，即以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为考核目标。知识立意几乎成了记忆立意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后，高考命题的立意开始由知识关注到能力上。起初是引入和研究美国学者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但受高考纸笔测试形式的制约，只关注到了认知领域中的理解能力和技能等方面。此后，又将认知领域中的知识与能力测试“学科化”，即根据《教学大纲》的目标要求，确定开考各科所测试的内容、目标、形式和能力要求，并以《考试大纲》形式向社会公布，从而克服了制卷者和考生的盲目性。此举突出了高考检验考生的学习结果和进入高校继续学习的能力等任务。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考内容改革进程的加快，学科能力测试又上升到综合能力测试。1998年，教育部对四川、河北、上海等五省市的“保送生”进行了“综合能力测试”的试点，次年又扩大到全国。与此同时，积极进行"3+X"的科目改革试点。"3+X"改革的精神实质是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旨在对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其中，设立综合考试科目是此次改革的一个亮点。开设综合科目的意图是想改变过去文理分科绝对化、跨学科能力的综合和学科间知识的渗透力不够的状况，引导学生全面掌握中学阶段应当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重视能力特别是学科内和跨学科的综合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3+X"科目改革的实质与重点仍在于考试内容的改革，体现在命题上，便是变知识立意为能力立意，以考查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为重点。[18]当然，无庸讳言，由于综合能力的测试仍是一个新鲜事物，现行综合科目的命题水平尚未达到原定目标，“学科知识拼盘”色彩仍较浓厚。随着高考科目和内容改革的深入、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教育测量技术水平的提高，综合能力测试离既定目标将会越来越近。
然而，在知识基础上的能力考查，并不是高考内容改革的终极目标。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高考的功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局限于“选优”，即解决什么人可以上大学的问题，而将成为一种为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的“合适”考试，主要解决学生适合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学生的素质进行更全面的考测。相应地，高考的命题也应从目前的能力立意进一步提升到素质立意，以考测学生的素质是否与高校及其专业教育合拍，也可以解决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学生因专业选择失误而产生的“厌学”和“逃学”问题。因此，笔者以为，素质立意将成为高考内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标。
另一方面，由于高考指挥棒作用的客观存在，确立命题的素质立意，也可以更好地引导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素质立意的考测目标，既不是单纯的知识，也不是单纯的综合或动手能力，而是考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身体素质的考测需要另辟途径）。例如，通过巧妙地设计道德推理或道德判断题，不仅可以考测学生的道德知识和综合推理与判断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考测出学生的道德水准。再比如，设计一些常识性试题，采取口试形式，既可以考测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也可以测量其心理素质。鉴于高等学校办学和素质考测的个性化与统一高考的统一性特点不甚吻合，素质考测可由各高等学校组织的单独考试来完成。而上述的二次高考模式恰好为这种考测提供了制度保障，即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主要考测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学术性向，第二次由高校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则主要考测学生进行专业学习所需的基本素质。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奉行公平原则、创造优质高效的统一高考是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的一项伟大创举。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统一高考的创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存在与发展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统一高考也确有局限，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和办学形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势下。因此，进行二次高考的多样化改革，是对统一高考补偏救弊的一项良策。与此同时，为了达到高校和考生之间“双向选择，各取所需”的目标，高考命题改革应从知识和能力立意提升到素质立意的高度，以便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杨学为，等.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92.
[2]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平区招生[N].人民日报，1949-07-20.
[3]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N].人民日报，1950-05-29.
[4] 关于高等学校1951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N].人民日报，1951-05-09.
[5] ［日］大ｚｈǒｎｇ＠①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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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学为.高考四十年(1952-1991)[J].中国考试，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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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J].厦门大学学报，1999,(4).
[10] 孙绍振.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J].艺术·生活，1998,(6).
[11] 冯增俊.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4).
[12] 郑若玲.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2).
[13] 刘海峰.变革中的台湾大学联考制度[J].中国高校招生，1993,(1).
[14] 丛玉华，胡平.试行二次高考文理不再分科[N].中国青年报，2002-04-05.
[15] 刘有鹏.台湾“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及其借鉴[J].中国考试，2001,(10).
[16] 刘海峰.高考改革的全局观[J].教育研究，2002,(2).
[17] 马金科.高考能力考查的研究与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2000,(3) 《高考改革：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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