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规定，提出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明确宗旨。姚舜牧的《药言》也规定了利用家庭聚会的形式进行维护“家声”教育的具体做法。
（七）择业观念的变化与商贾家训的繁荣
从整体上看，与宋代倡导仕途经济不同，明清时期的家训对子弟的择业指导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再单纯地要求子弟习举业，走仕途，而是实事求是，要求天性或资质不适合读书求仕的子弟早择一正当职业，自食其力；凡能够自立的职业都可以选择，农桑、商贾乃至于书画医卜均可。二是提倡学习经世济用之学，这在清代家训中尤为突出。康熙皇帝曾号召皇室子孙掌握一些技艺，认为“凡学一艺，必于自身有益”[20](P64)。他还要子孙学习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洋务派更是主张子弟学习科学知识和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甚至将子弟送到国外学习深造。
商贾家训的繁荣，也是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从业观念转变的必然产物。中国自古以来有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传统，然而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工商业城镇逐渐兴起，商人数量大大增加。明中叶时，各行业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相应地，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前那种贱商贾、薄工技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家常业，不出农商”[16]（第976册《庞氏家训》），成了当时人们包括仕宦的共识。这就为商贾家训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八）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
随着明清专制统治的加强和对程朱理学的推崇，道德法律化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不仅体现在封建统治者借助法律推行道德，而且体现在道德的家族化、宗法化。朱元璋时曾大力提倡族权对人们的统治，到明中叶，乡约组织、保甲连坐制度的实行更强化了家长和宗族的权力。这在家训发展上的表现就是家规、家法、宗规、族训的增多，以及对违反家规的惩罚性措施较之以前更为严厉，规定更为具体。家规、家法侧重于对家人子弟言行的规戒，着重于“规矩”、“约束”和“惩戒”。例如明代的《蒋氏家训》、清代石成金的《天基遗言》、刘德新的《馀庆堂十二戒》，以及太平《李氏家法》、麻城《鲍氏户规》和绍兴山阴《吴氏家法》等就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家法族规。这些家法族规规定，对违反家训族训、犯有过错的家族成员，轻者鞭打杖责，重者开除族籍、交官府治罪。需要指出的是，惩罚通常是在宗族祠堂中当众进行的，“子孙故违家训，会众拘至祠堂，告于祖宗，重加责治”[16]（第976册《庞氏家训》），这就更增加了家法、族规的威摄性。
（九）重视个人风操、民族气节的教育
这是明清时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明朝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宦官、奸臣当道，一些刚正不阿的正义官吏，敢于同邪恶势力作不屈斗争，不惜慷慨赴义，如杨继盛、高攀龙等。与其高风亮节相对应，他们的家训也特别注意对子弟家人进行高尚节操的教育和熏陶，将节操与女子的“贞节”相提并论，强调做人就要讲究操守，满清王朝的建立，引起一些崇尚气节的思想家的义愤，他们一生念念不忘复国，反清失败后则隐居不仕，著书立说，启发民众思想。傅山、朱之瑜、顾炎武、王夫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思想家的家训，都贯穿着对子弟家人的民族气节和不忘故国的教育。可以说，崇尚民族气节是明清之际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抵御外侮、振兴中华、推翻满清封建王朝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因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在许多志士仁人的家训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十）养生之道的训示增多和性教育的出现
注重养生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不少家训作者在有关治家教子的训示中，也涉及养生之道的教诲。明清以来，家训中有关养生理论的教育和养生方法的传授显著增多，这些论述中，既有“养身”之说也有“养心”之说，内容极为丰富。如姚舜牧家训中的夏至、冬至前后杜绝房事的养生法，孙奇逢家训中的息心养生法，汪辉祖家训中的疾病速治养生法，张英家训中的读书养心、眠食养生法等等。康熙的《庭训格言》以及纪昀、曾国藩、彭玉麟、吴汝纶、李鸿章、郑观应等人的家书中也都介绍了大量的养生、健身方法。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家训出现了性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历来对男女之事讳莫如深，反对对子弟谈及两性问题，如班固《白虎通德论·辟雍》在谈到父亲为何不能教育子女时说：“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恐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明清时期一些开明家长却一反这种传统禁忌，在家训中对子弟进行性知识的启蒙教育。除前面提到的姚舜牧之外，还有的家长甚至对子弟进行性技术的指导和性心理的调适[21](P359-361)。不仅普通百姓家训出现了性教育启蒙的内容，而且清代皇室子弟到达婚育年龄之后，也要接受专门的性知识的传授。与以前家训相比，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明清家训中不信天命鬼神、反对封建迷信的内容日渐增多。姚舜牧的《药言》、石成金的《天基遗言》、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及曾国藩等人的家训中，这方面的内容尤为突出。
三、清后期传统家训衰落的原因
上文提到，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封建社会便走上了日益衰落的穷途末路。除了洋务派为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带来一股“新风”之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启蒙学者在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提倡西学的过程中，将西方的教育思想、家庭观念运用于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也给传统家训以局部的开新。然而，从总体上看，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家训历史已由清前期的鼎盛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则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已近尾声。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薄西山，封建官僚制度的败落，封建大家庭制度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小家庭则逐渐增多，这就使得传统家训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明显削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封建统治者制订的法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从《唐律》开始，规定父祖在而擅自分家析产或侵吞同居家庭的财产，要处以不孝罪，给以三年徒刑的严重惩罚。家训、家规中亦然，如《郑氏规范》中规定：“子孙倘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显然彰著，众得言之家长，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声罪而榜于壁，更邀其所与亲朋告语之，所私便即拘纳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16]（第975册）但这种情况到了清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清民律草案》第七条中对分家析财仅规定为“父母在，欲别立户籍者，须经父母允许”，并不象以前法律那样明确规定父母若不同意可告官惩治的条文。清末，兄弟乃至父子分财别居已成为普遍现象，儿子赡养父母也带有了更多的功利色彩，亲属间的血缘关系淡化。据道光年间(1821-1850)张澍的《蜀典》记载，四川各州县兄弟分家之后，“其父母分食诸子，按月计日，不肯稍逾期”；兄弟间为争夺遗产，经常“争讼不已”[22]（卷五）。此外，大家庭、大家族的衰落，族人贫富分化悬殊等也使得不少地方宗法关系松驰，宗法伦理的神圣性已风光不再，宗祠、族长在调节族人关系、施行宗族教化中的作用也逐渐削弱。
其二，反封建思潮的兴起及其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抨击，导致传统家训内容及教化方式的变革要求日渐强烈。清朝末期，封建王朝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的面目日益暴露在国人面前，一些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顺历史潮流而动，对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使得传统家训指导思想的神圣性发生了动摇。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反对封建专制和宋明理学的启蒙思想家就开始了对封建礼教的斗争。鸦片战争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一次次地展开了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和斗争。这些批判和斗争，将封建纲常礼教之网冲撞得千疮百孔，大大地启发了民众觉悟。譬如，维新运动领袖谭嗣同认为“君为臣纲”的说教是毫无根据、本末倒置的愚民思想，他大声疾呼“冲决伦常之网罗”[23](P4)。维新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康有为更是在其著作《大同书》中公开宣扬“去家界”的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各自独立。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喊出了“家庭革命”的口号，呼吁变革传统家庭制度。这种观念的变革，尤其是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和民国的成立，旧的家庭制度及其家庭管理制度、子女教育方式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家庭的转型和新式教育的实行，都对家训内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尽管这一阶段载于民间家谱中的家训、族规数量还不少，但多数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旧内容的重复，象以前那样内容系统、教育与操作相结合的家训名篇已极为鲜见，不少家训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祖先祭祀、祖宗坟墓的维护、祭田族产的安排等琐事的规定。这样，传统家训从内容到教化方式、方法都跟不上社会的进程，需要改革和发展。
其三，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更是动摇了传统家训的根基，旧的家训为新型家训所取代已经成为必然。封建君主制度的灭亡，共和政体的建立，使得纲常礼教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正如当时反封建礼教斗士吴虞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一文中所说，“专制时代剩下的那些绅士遗老”，“觉得共和时代把他们信仰为天经地义的三纲五伦淘汰成了二纲四伦”。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以继承革命遗志、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家家训，使得以培养忠臣孝子、贞女烈妇、保家全身为主要目的的传统家训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同时，用以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瓦解及其教化功能的逐步削弱，也使得旧式家训发展为新型家训具有了客观的依据。
【参考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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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择业观念的变化与商贾家训的繁荣
从整体上看，与宋代倡导仕途经济不同，明清时期的家训对子弟的择业指导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再单纯地要求子弟习举业，走仕途，而是实事求是，要求天性或资质不适合读书求仕的子弟早择一正当职业，自食其力；凡能够自立的职业都可以选择，农桑、商贾乃至于书画医卜均可。二是提倡学习经世济用之学，这在清代家训中尤为突出。康熙皇帝曾号召皇室子孙掌握一些技艺，认为“凡学一艺，必于自身有益”[20](P64)。他还要子孙学习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洋务派更是主张子弟学习科学知识和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甚至将子弟送到国外学习深造。
商贾家训的繁荣，也是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从业观念转变的必然产物。中国自古以来有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传统，然而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工商业城镇逐渐兴起，商人数量大大增加。明中叶时，各行业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相应地，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前那种贱商贾、薄工技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家常业，不出农商”[16]（第976册《庞氏家训》），成了当时人们包括仕宦的共识。这就为商贾家训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八）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
随着明清专制统治的加强和对程朱理学的推崇，道德法律化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不仅体现在封建统治者借助法律推行道德，而且体现在道德的家族化、宗法化。朱元璋时曾大力提倡族权对人们的统治，到明中叶，乡约组织、保甲连坐制度的实行更强化了家长和宗族的权力。这在家训发展上的表现就是家规、家法、宗规、族训的增多，以及对违反家规的惩罚性措施较之以前更为严厉，规定更为具体。家规、家法侧重于对家人子弟言行的规戒，着重于“规矩”、“约束”和“惩戒”。例如明代的《蒋氏家训》、清代石成金的《天基遗言》、刘德新的《馀庆堂十二戒》，以及太平《李氏家法》、麻城《鲍氏户规》和绍兴山阴《吴氏家法》等就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家法族规。这些家法族规规定，对违反家训族训、犯有过错的家族成员，轻者鞭打杖责，重者开除族籍、交官府治罪。需要指出的是，惩罚通常是在宗族祠堂中当众进行的，“子孙故违家训，会众拘至祠堂，告于祖宗，重加责治”[16]（第976册《庞氏家训》），这就更增加了家法、族规的威摄性。
（九）重视个人风操、民族气节的教育
这是明清时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明朝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宦官、奸臣当道，一些刚正不阿的正义官吏，敢于同邪恶势力作不屈斗争，不惜慷慨赴义，如杨继盛、高攀龙等。与其高风亮节相对应，他们的家训也特别注意对子弟家人进行高尚节操的教育和熏陶，将节操与女子的“贞节”相提并论，强调做人就要讲究操守，满清王朝的建立，引起一些崇尚气节的思想家的义愤，他们一生念念不忘复国，反清失败后则隐居不仕，著书立说，启发民众思想。傅山、朱之瑜、顾炎武、王夫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思想家的家训，都贯穿着对子弟家人的民族气节和不忘故国的教育。可以说，崇尚民族气节是明清之际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抵御外侮、振兴中华、推翻满清封建王朝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因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在许多志士仁人的家训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十）养生之道的训示增多和性教育的出现
注重养生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不少家训作者在有关治家教子的训示中，也涉及养生之道的教诲。明清以来，家训中有关养生理论的教育和养生方法的传授显著增多，这些论述中，既有“养身”之说也有“养心”之说，内容极为丰富。如姚舜牧家训中的夏至、冬至前后杜绝房事的养生法，孙奇逢家训中的息心养生法，汪辉祖家训中的疾病速治养生法，张英家训中的读书养心、眠食养生法等等。康熙的《庭训格言》以及纪昀、曾国藩、彭玉麟、吴汝纶、李鸿章、郑观应等人的家书中也都介绍了大量的养生、健身方法。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家训出现了性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历来对男女之事讳莫如深，反对对子弟谈及两性问题，如班固《白虎通德论·辟雍》在谈到父亲为何不能教育子女时说：“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恐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明清时期一些开明家长却一反这种传统禁忌，在家训中对子弟进行性知识的启蒙教育。除前面提到的姚舜牧之外，还有的家长甚至对子弟进行性技术的指导和性心理的调适[21](P359-361)。不仅普通百姓家训出现了性教育启蒙的内容，而且清代皇室子弟到达婚育年龄之后，也要接受专门的性知识的传授。与以前家训相比，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明清家训中不信天命鬼神、反对封建迷信的内容日渐增多。姚舜牧的《药言》、石成金的《天基遗言》、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及曾国藩等人的家训中，这方面的内容尤为突出。
三、清后期传统家训衰落的原因
上文提到，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封建社会便走上了日益衰落的穷途末路。除了洋务派为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带来一股“新风”之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启蒙学者在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提倡西学的过程中，将西方的教育思想、家庭观念运用于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也给传统家训以局部的开新。然而，从总体上看，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家训历史已由清前期的鼎盛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则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已近尾声。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薄西山，封建官僚制度的败落，封建大家庭制度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小家庭则逐渐增多，这就使得传统家训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明显削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封建统治者制订的法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从《唐律》开始，规定父祖在而擅自分家析产或侵吞同居家庭的财产，要处以不孝罪，给以三年徒刑的严重惩罚。家训、家规中亦然，如《郑氏规范》中规定：“子孙倘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显然彰著，众得言之家长，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声罪而榜于壁，更邀其所与亲朋告语之，所私便即拘纳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16]（第975册）但这种情况到了清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清民律草案》第七条中对分家析财仅规定为“父母在，欲别立户籍者，须经父母允许”，并不象以前法律那样明确规定父母若不同意可告官惩治的条文。清末，兄弟乃至父子分财别居已成为普遍现象，儿子赡养父母也带有了更多的功利色彩，亲属间的血缘关系淡化。据道光年间(1821-1850)张澍的《蜀典》记载，四川各州县兄弟分家之后，“其父母分食诸子，按月计日，不肯稍逾期”；兄弟间为争夺遗产，经常“争讼不已”[22]（卷五）。此外，大家庭、大家族的衰落，族人贫富分化悬殊等也使得不少地方宗法关系松驰，宗法伦理的神圣性已风光不再，宗祠、族长在调节族人关系、施行宗族教化中的作用也逐渐削弱。
其二，反封建思潮的兴起及其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抨击，导致传统家训内容及教化方式的变革要求日渐强烈。清朝末期，封建王朝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的面目日益暴露在国人面前，一些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顺历史潮流而动，对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使得传统家训指导思想的神圣性发生了动摇。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反对封建专制和宋明理学的启蒙思想家就开始了对封建礼教的斗争。鸦片战争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一次次地展开了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和斗争。这些批判和斗争，将封建纲常礼教之网冲撞得千疮百孔，大大地启发了民众觉悟。譬如，维新运动领袖谭嗣同认为“君为臣纲”的说教是毫无根据、本末倒置的愚民思想，他大声疾呼“冲决伦常之网罗”[23](P4)。维新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康有为更是在其著作《大同书》中公开宣扬“去家界”的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各自独立。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喊出了“家庭革命”的口号，呼吁变革传统家庭制度。这种观念的变革，尤其是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和民国的成立，旧的家庭制度及其家庭管理制度、子女教育方式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家庭的转型和新式教育的实行，都对家训内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尽管这一阶段载于民间家谱中的家训、族规数量还不少，但多数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旧内容的重复，象以前那样内容系统、教育与操作相结合的家训名篇已极为鲜见，不少家训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祖先祭祀、祖宗坟墓的维护、祭田族产的安排等琐事的规定。这样，传统家训从内容到教化方式、方法都跟不上社会的进程，需要改革和发展。
其三，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更是动摇了传统家训的根基，旧的家训为新型家训所取代已经成为必然。封建君主制度的灭亡，共和政体的建立，使得纲常礼教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正如当时反封建礼教斗士吴虞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一文中所说，“专制时代剩下的那些绅士遗老”，“觉得共和时代把他们信仰为天经地义的三纲五伦淘汰成了二纲四伦”。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以继承革命遗志、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家家训，使得以培养忠臣孝子、贞女烈妇、保家全身为主要目的的传统家训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同时，用以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瓦解及其教化功能的逐步削弱，也使得旧式家训发展为新型家训具有了客观的依据。
【参考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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