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国际供给：大学需要《服务贸易总协定》吗？

某些服务提供者可以利用许多国家教育体系中那些隐藏的但又是非常明显的弱点取而代之。不过消费者对其产品相关性的信任却无从得到保障，失望的情绪可能会变成对帝国主义的控诉。
　　这不是推动国际化的最佳方式。《服务贸易总协定》仅仅是一种工具，其自上而下的能力尚不成熟。然而，如果这个星球想要避免新的世界冲突，我们就需要更好地相互理解，需要人员和思想的交流，这对于目前而言极其重要，就像1945年时那样。如果我们不能做到齐心协力、遵守协定，我们仍然可以运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方法，通过条约形成共同的文本。当然，它被证明是降低壁垒（学术上或是行政上）的一种缓慢的方法。条约应该成为改革的动力，而不是拖延的理由，尽管这和条约本身没有关系，而更多的是与签约国前进的愿望有关。《关贸总协定》已使世界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甚至将它们变成了一个共同经济圈，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作“全球化”过程。在欧洲，货物、人员和资金可以在一个拥有4亿公民的区域内自由流动，如果我们想从欧洲汲取经验，我们就应该将它们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要求归功于它们在其它领域日益增长的互动。欧洲各国的政府通过相互接触和合作，已经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目前的确可以在文化和教育这些体现国家特色的领域采取共同的立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博罗尼亚宣言》体现的是一种政府之间的进程，而不是由一个超国家实体，如布鲁塞尔的欧洲联盟运作的一体化进程，而欧盟是基于一项国际协定而成立的。
　　从全球的角度看，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已经成为经济一体化的组成部分，只有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对教育的责任将转化成一种国际性的文化政策，而这种政策将受到各国参与其它商业领域谈判的影响。要想仿效欧洲的模式，可以通过“博罗尼亚进程”提出的策略使条约的方式得到加强，因为“博罗尼亚进程”也采用专门的和循序渐进的方式促进各国的兼容并存，并鼓励各国遵守程序，以取得更大公约数。信任程度的衡量标准是各国政府为有关各方制定的伙伴关系水平，这些国家既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支持世界贸易组织。
　　　　暂时性的结论
　　正如我们的报纸所报道的那样，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两种文化同时存在并互相传承，难怪有人将协定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条约。我已对它们之间的联系做出了说明，国际化是它们共同的目标，为此它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又具有互补性，条约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而协定更多的是体现自上而下的过程。然而，只要教育舞台的参与者没有显示出足够的互信，只要他们没有实现“学习共同体”的坚定愿望，这两种文化就会相互对立。事实上，在各成员国的行动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接轨之前，对各种高等教育体系（不论在国家或其它层面）的认识和比较是合作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当合作的前两个阶段完成之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程序才能付诸实施，因为高等教育参与者（现已成为合作伙伴）之间的互信已经建立。同时，还要开展更多的自下而上的活动，甚至抛开自由贸易政策。正如欧洲的“博罗尼亚进程”所显示的那样，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长期目标应该通过所有合作伙伴的创造力来实现，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项共同的事业。
　　那么，大学需要《服务贸易总协定》吗？不是现在，如果我们不想在担心之外再对学习共同体增添更多的不信任，因为学习共同体还不成熟。在上面提出的许多问题得到满意的回答之前，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答案。大学必须参与到这场辩论中去，只有这样，自由贸易的快车道才有可能甚至成为走向知识全球化和世界知识社会的一条简明的道路。
【责任编辑】汪利兵/范冰

《高等教育的国际供给：大学需要《服务贸易总协定》吗？(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