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

【内容提要】文章首先总结了西方大众化时期有代表性的三种高等教育质量观，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观转变的原因及表现。本文认为，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质量观最大的转变就在于质量标准的变化和评价质量主体的变化，因此，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精英时期的质量观必须首先在这两方面进行转变，才能适应我国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要求。
【关 键 词】精英阶段/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
　　实际上，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文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主要在欧洲）新高等教育质量评价观念及体系的反映。Hostmark-Tarrou & Anne-Lise认为，新评价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不同水平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高校中不同功能部分、不同学科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以欧洲的高等教育实践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具有不同目标的高等教育质量系统模型：首先，从高校的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传统的学术结构、学术支持结构、非学术结构三种目标不同的部分；其次，从高等学校的类型来看，分为综合大学、职业性大学和应用地方性大学三种；第三，从高校自治程度和内部决策过程来看，整个欧洲高等教育国家体系也分为三种类型，即法国型、意大利型和芬兰型。而不同国家、不同类型高校的不同结构，其目标有很大差异，对其所进行的质量评价应该以此为基础。应该说，这是高等教育质量观中目的的适切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应用。
　　 2.高等教育质量应该致力于“符合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meeting customer expectation)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目的的适切性”内涵比较相近。英国学者Pring注意到这两个表述都来自产品制造领域，而且在内涵上存在着某种联系。他说，“质量被认为是目的的适切性，而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为消费者服务的组织确定的，这其中，政府是消费者利益最主要的代表。”在这方面，更为明确的表述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宗旨就是要对消费者的兴趣、需要、要求和期望承担起责任和义务。”(Winter.Richard,1994)而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消费者主要就是指学生。在这方面，满足消费者需要和期望的观点已经越来越得到认可，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应该首先符合他自己的需要，就像产品和服务一样，应该首先是顾客满意。
　　 3.衡量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准应该是“价值增殖”(valueadded)
　　这一观点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如果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和接受完高等教育之后的成就、行为等可以测量的话，那么，这两者的变化越大，价值增殖就越多，教育教学的质量也就越好。马丁·特罗也曾谈到价值增殖问题。他说：“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术标准更加多样化，在不同的机构和系统中其标准的严密性和特点不同，因为它们伴随着不同类型的学术单位。在普及高等教育中，也有不同的成就评价标准：与其说有一些学术标准的成就，不如说是凭借教育经验的价值增殖……显然，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判断个体和学校活动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标准是价值增殖，那么学校愿意招收学术水平较低的学生而不是较高的学生，因为要提高那些低起点学生的水平比高起点学生的水平更加容易。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促成了开放招生的原则。不管它的实质是什么，确实指出了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重要性。”可以看出，马丁·特罗所说的学术标准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它不仅指高等学校的科研标准，也指教育教学质量，即在学生身上所体现的学术水平。因此，马丁·特罗对学术标准的分析可以看成是对教育教学质量标准的分析。
　　 二、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质量观转变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从以上对西方国家大众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分析来看，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质量概念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本身就隐含着高水平的意思，而精英高等教育也确实是卓越的、精英性的。但是，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再只是那些“出身好或天赋好或两者兼备的人的特权”（马丁·特罗，1999）时，高等教育质量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如果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人们必要的生活准备，甚至是一种权利和义务时，它就不再具有卓越的含义。它开始象任何产品和服务一样，其质量所表明的更多的是消费者对它的满意程度。从这种意义上讲，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质量内涵的最大变化是，质量不再是一种标准，而变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进一步说，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更多的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质量，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标准，不管哪种类型的高等学校都必须达到某一最低要求，它们之间的差别是这一标准之上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别。但大众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则不同。高等教育系统内不再有最低的质量标准，而只有不同的质量标准。进一步说，质量标准开始多样化，它们依不同目的和不同需求而定。
　　第二，制定质量标准的主体的变化。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主要是由高校自己制定的。因为高等学校封闭在象牙塔内，其学术标准和规范明确而清晰。更重要的是，高校历来拥有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传统，所以，他们认为质量标准只能由掌握高深学问的人来制定。但是，到了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制定质量标准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因为高等教育不再只是专业人士的事情，它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它也无法再只由专业人士来决定（布鲁贝克）。大众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者主要是学生和政府，学生代表个体的各种需要，政府是社会各领域需求的集中反映者。而且，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政府作为质量标准的制定者与以前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精英阶段，政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控制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尤其在象法国、中国等这些集权体制国家中更为常见。但是，这一时期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更多是从政府自身的看法和需要出发的。而到大众化时期这种情况将发生变化。如果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质量要求和管理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的各种需求，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应该说，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问题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相伴共生的；正是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甚至普及这一发展过程，才使得其质量问题凸现出来。这是因为：首先，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质量本身就意味着卓越，控制和管理问题并不突出。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属于稀缺资源，只有少数“精英”才能接受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的也是精英和统治型人才。所以，高等教育本身就是质量的体现，根本不需要管理和控制。其次，精英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更多靠高等学校自身来保证。如果说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其质量也应有所保证的话，那么这种保证的力量更多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理念的重要内容就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意味着高校内部事务应该由高等学校自己决定，尤其在象质量这种涉及到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领域，更应由大学自己来保证。再次，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封闭的，高校按照自身的意愿、自己设定的目标为社会培养人才，社会只能被动地接纳这些人才，而不能对高校提出要求。所以，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实际上就是高校自己认可的标准，所以无论是质量标准的确定，还是质量标准的监控，都在封闭的高等教育系统内进行。
　　但是，到大众甚至普及阶段的高等教育，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大众甚至普及高等教育使得高等教育本身不再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高等教育也不再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所以，它不再是卓越和高深的代名词，它也可能象其它行业一样面临着质量问题。其次，大众高等教育最深刻的变化在于它的多样性。学校的类型、层次以及学生的程度、对教育的需求等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高等教育的质量及其标准也不再明确和唯一。高等教育质量的概念变得模糊起来，以往被认为高质量的学术性高等教育已经无法涵盖高等教育全部特征。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需求的影响，高等教育已经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它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到社会的中心。所以，大众阶段评价高等教育质量优劣的主体不再是高校自己，而是社会各方面的需求。这些已经成为高等教育质量观中最受人关注的内容，这将改变以往长期存在的高等教育不适应社会的问题。高等教育将更加关注它所培养的人才是否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也更可能进行分析，以判断它们是否符合既定的目的；这些目的和过程是否是学生所接受的也可以进行判断和评价。但是，这些思想的实现必须以高等教育的高度多样化为基础，一方面，各种消费者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精英的高等教育理念也有更自由的生存空间。
　　 三、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质量观转变中存在的两难问题
　　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中存在着一些较难解决的两难问题。比如，以目的的适切性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存在着这样一些主要问题：第一，如何才能把目标定得适合。因为如果把目标定得过低的话，那么，实现起来就相对容易；而如果把目标定得很高的话，实现起来就相对困难。但能说前者质量就一定比后者高吗？第二，怎样保证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质量。如果仅仅以某种特定目的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那么整体的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手段来提高和监控。再比如，如果高等教育质量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么，是否意味着消费者的要求总是合理的？学生是否也应该象消费者和用户一样具有投诉、抱怨、批评学术决定的权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怎样发挥教育在人发展中的规范、提升作用？
　　所以，也许正象马丁·特罗所说的那样，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变不是一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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