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改革的新自由主义侧面

的教育行政制度既提高了日本教育的均质性，同时又使它表现出僵化的特点；第三，从结果上看，教育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速成性，即一方面日本教育在硬件与制度建设方面发展很快，如二战结束的第三年（1948年），日本的小学入学率即达到99.64%，初中入学率为99.27%，高中入学率在1974年就突破了90%的大关(90.8%)，1973年日本的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入学率为15.4%），至1999年，高等教育距普及化只有一步之遥（入学率为49.1%）（注：文部省：《文部省平成12年版》，大藏省印刷局，2000年，38-383.）。但另一方面，日本教育在许多软性方面（如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等等）还需要大力改革，这些仍是教育现代化所未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完结，经济界与社会各部门对教育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大企业需要规格统一、守纪律、勤奋吃苦的劳动大军，而企业的劳动与人事所采取的“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用制”一方面通过传统的东方人情主义在促使工人效忠企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也使日本企业存在某种重态度而轻能力的倾向。日本企业的这种人才观，强化了学校教育原本具有的划一倾向。但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老实听话的员工已经无法担当起使企业摆脱困境的重任，相反，只有依靠那些敢想敢为、有创新精神的新型人才才可能为企业带来生机。因此，教育界只有强调个性，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
　　事实上，不仅经济领域与教育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就在教育领域内部问题也变得日趋明显。在中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情况下，学生已分明表现出多样性的趋势，但学校教育却依旧按照现代化时期的模式，按着相同的规格，在文部省的统一领导下重复着整齐划一的教育。这导致了教育问题的大面积发生。被称为教育的“不适应症候群”或“教育病理”的教育问题在现象上主要表现为逃学、校内暴力、欺侮和高中退学等几个方面。逃学（指一年当中缺席50天以上缺席）的现象自1974年开始出现上升趋势（当年的逃学数字为小学生4430人，初中生12286人），1995年的相应数字为小学生为12,781人，初中生54,060人（注：藤田英典：《教育改革—共生代の学校づくり》，若波新，1997年，189-190.）。1998年，逃学的小学生达到20724人，初中生达到85942人。可见，情形是每况愈下。再看校内暴力的情况。1970年代中后期，校内暴力现象愈加严重，特别是针对教师的暴力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文部省于1982年开始对校内暴力现象展开调查，结果表明，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校内暴力增加迅速，到1998年，初中发生16917人次，高中为4895人次。欺侮的情况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但自1986年发生初中二年级学生自杀事件以后文部省才展开这方面的调查，1985-1986年度前半期，中小学发生欺侮的次数为155066人次，但以后则大幅度减少。但有关人士指出，这种减少除了有统计方法的原因之外，欺侮逐渐由表面转为地下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高中退学现象的详细调查始于1982年度，当年度的高中退学人数为16041人，退学率为2.3%，后来退学现象一度减少，但从1993年开始又有增加趋势，1998年度退学人数为111372人，退学率为2.6%（注：相关数字参见时事通信《内外教育》各年度相关报道.）。对此，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观点“认为校内暴力、欺侮与逃学均属教育病理或学校病理，其原因在于过剩而压抑的学校教育的矛盾与扭曲，认为这些病理性现象乃是制度疲劳的象征，认为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修正与重整。”（注：藤田英典：《市民社会と教育－新代の教育改革·私案》，世房，2000年，167.）
　　虽然问题并不象大众媒体所宣传的那样严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也未必是很大的问题，但它们无疑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受教育者的种种变化？是什么使教育制度无法应对受教育者的这些变化？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回答是，这是国家掌控的过于僵化统一的现代化时期的教育无法适应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所谓“后现代”时代的结果。因此，必须象使国铁等大型国营企业民营化那样改造现有的公共教育体系，使教育摆脱国家的控制和大包大揽。但正如中曾根康弘后来总结的那样，“教育改革比较国铁改革还要难！”（注：中根康弘、西部＠①、松井孝典、松本健一：《争教育とは何か》，文春秋，2002年.）
　　　　三、新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展开
　　在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经济界人士就开始认识到原有的学校教育制度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矛盾。1963年经济审议会提出的题为《经济发展中人力开发的问题与对策》的报告就曾对战后教育的划一化倾向进行过批判。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题为《我国教育发展的分析评价与今后发展的检讨课题（中间报告）》，也明确地指出当前的学校教育的质的变化和量的增长已经发生矛盾。
　　尽管1971年的中央教育审议会把改革瞄准了战后改革所形成的整个教育体制，但就改革的主体而言，它仍十分强调国家的责任，强调改革要在国家总的规划之下有步骤地展开，强调国家教育政策的指导力。与此同时，中央教育审议会考虑到国家的财力不足这一问题，又特别强调个人对教育投入的重要意义，指出在受益者负担的原则下，个人对教育的投入有利于使受教育者根据个人的特点与需要自由地选择相应的教育。也就是说，中央教育审议会一方面在改革的主体方面即政治上强调“国家”（公）的作用，同时又在教育投入方面即经济上强调“个人”（私）的作用。在公与私这两个方面，前者被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所批判，而后者则为他们所继承。
　　中曾根康弘当选首相以后，提出要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从这时起，新自由主义才开始真正登场。中曾根对于70年代以来“雷声大，雨点小”和强调国家在教育改革中作用的中央教育审议会早已经心存不满，为了设法绕开中央教育审议会，更好地贯彻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1984年，中曾根跨过文部省，设立了首相直辖的教育改革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并把同意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的人任命为临教审的委员，从而达到实现其改革的目的。临教审的成立，被日本学者佐藤学看作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第一阶段的标志。临教审一方面要求实现教育的“自由化”、“个性化”与“多样化”，同时批判了中央集权型的教育行政的僵化弊端，要求通过市场原理尽可能地把国家的对公共教育的管制限制到最小程度。它与70年代中央教育审议会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不是强调国家对教育改革的主导，而是强调要解除文部省对教育的控制。
　　针对文部省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虽然一度遭到文部省及自民党内部一部分势力的反对，但80年代“繁荣”一时的泡沫经济解体以后，日本经济一直萎摩不振，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生产下降，经济增长减缓，国际竞争力减退，整个社会毫无生气，高达四、五百兆的庞大的财政赤字、臃肿的政府机构、统一僵化的社会组织、故步自封的社会风气，使人们开始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即精简机构、整合功能、裁撤冗员、削减行政预算、提高效率必须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一大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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