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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教育


鉴别和选择。再例如,就公平这一目标而言,代金券制度对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讲非常有利,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这是以牺牲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代金券制度在根据社会等级对教育进行分配(质量和数量)的过程中可能更加助长了不公平的因素。最后,公平问题因此就转化为两个群体之间权利的平衡问题,由此代金券制度有可能导致降低社会的凝聚力。
    信息不对称与贷款市场不足
  与失业等相比较,信息不对称问题对教育来讲并不十分严重,它仅与竞争的可行性有关系,即与教育的供给和学生贷款的私人市场供给有关。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学生贷款私人市场供给不足问题会引发许多其他问题。例如,从效率的角度讲,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食物也负担不起,那么,不仅存在不公平,还存在着效率损失。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中,学生可以以他们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进行融资,但现实中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贷款机构需要的抵押物是物质资本以及金融财产,而不是人力资本的预期;这就将导致消费不足,从而为政府提高经济效率和维护社会公正而进行干预提供了一个理由。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当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与日益增长的个人收入联系起来时,在一定范围内也会自发地形成私人部门向有前途的学生提供贷款的市场或“地下市场”。(注:例如,加纳就存在这样的现象,商界的一些中年妇女向一些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提供贷款,资助他们去英国学习法律或医学,她们提出的惟一条件是,当他们学成回国后必须娶她们为妻,以保证她们老年生活无忧。加纳特定的文化传统氛围很有利于这种私人“贷款市场”的形成,因为在加纳,忽视自己赞助人的责任是为世人所不齿的。)
  政府干预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国家对私人机构向学生实施的贷款进行担保,也可以自己提供学生贷款,或者为教育提供资助,等等。
  北美和南美地区的一些国家贷款机构的正式结构是各不相同的,一般来说,政府是大多数国家教育贷款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有时资金也来源于一般的政府收入,甚或成为教育信贷征收的一个税种;许多机构从泛美发展银行(IDB)或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得到贷款援助,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各中央政府必须通过筹集对等的资金或其他方式向这两个组织做出贡献。北美与南美地区的有关机构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如通过泛美教育贷款协会(APICE)促进以学生贷款模式进行国家和国际间的高等教育融资发展,并邀请公共和私人部门广泛参与,以使其对各国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做出贡献,除了对学生贷款机构提供技术性帮助,泛美教育贷款协会还召开泛美教育贷款会议,每两年一次,为培训机构成员的技术专家提供讨论会和交流教育贷款方面的信息。教育贷款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支付学费,还可以帮学生支付生活费用,而且无论学生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习,都可获得贷款;有些国家,地方教育贷款的功能还包括奖学金这样的经济援助计划。
    政府/市场的混合提供
  尽管政府在教育方面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私人部门仍然可以独立完成其中大部分的工作而不需要政府的帮助。公共部门的作用也是必需的。例如,为保护一些儿童不受家长错误决定的限制——虽然教育服务部门本身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政府可以通过给予鼓励和提供法律保护,以惩罚违法行为并进行监督检查,甚至出资,而无须亲自介入校舍建设和聘请教师的具体事务。即使是像考核学生这样的任务也可由学校自己解决;而且,政府仍然可以对私立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决定学校的具体课程,还可通过监督体系对教学质量进行监督。
  有些经济学家主张,政府能够也应该决定学校教授哪些课程或技能,以保证受教育者能够达到“基本的”训练目的。这当然也并不是说政府应当在教育问题上保持中立,听之任之。许多国家都愿意为此而大力推广教育事业,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促使政府重视教育。例如,政府会希望通过办学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减少贫困等。
  图1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别作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和生产者
  附图
  从图1可以看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可以远远大于人们对其支付能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这是很必要的。在这方面,政府有许多方式可以使用公共资金购买来自私人部门的教育服务。但各国的情况多种多样,几乎不可能概括出一个恰当的、公私合作的办学方法。每个社会都应当自己决定政府在教育事业中的责任以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教育的广度与质量在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但是,高速的经济发展总是与更长时间的职业培训和分工更细的专业相关的。不论怎样,政府可以多种方式支持教育,可以是善意的忽视,也可以是对私人办学者的资金援助,甚至是政府直接提供教职人员。许多国家都实行混合教育体系,即同时存在着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国家对教育的评估
  国家的干预还体现在对教育的评估方面。西方国家对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评估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例如英国制定了年度课程设置的发展计划,特别是强调实施国家必修的课程设置,这些计划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英国曾对剑桥大学开展多次评估,并据此勾画出了大学发展计划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大致轮廓,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组成了一个评估小组,设计了一个包括四个步骤的发展循环过程:审计——学校检查自身的能力和弱点;计划构想——包括选择发展的重点和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实施——开展计划的各个项目;评价——检验实施的成果。这个评估计划规定,年度计划应集中在三到四个重点项目上,当年的项目应在计划中详细制定,对今后二三年的长期重点项目只需要在计划中做一个大概的描述即可。
  剑桥模式的功绩被认为在于它们重视对每个具体的重点项目、目标和成功的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循环过程中的审计和评价两个步骤),因此,这种方法可以克服整体目标不明确的弱点,这是自我评价的特点。也就是说,剑桥模式使实施和评价的过程交错进行,最后,在计划周期结束时进行总的评估,它包括检查所有关于重点项目的报告和组织学年最正式的评价活动。(注:关于教育评估的详细资料请见Wilcox,Brian(1992),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Schools,in ed.Pollit,Christopher and Harrison,Stephen:Hand Book of Public Services Management,Biackwell Publishers,pp.47-58.)
【参考文献】
  1.Barr,N.(1998),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Barlow,Robin(Sept./Oct.1970),Efficiency Aspects of Local School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8:1028-1040.
  3.Barzel,Yoram(1995),Productivity Change,Public Goods & Transaction Costs,Elgar Edward Publishing Inc.
  4.Jencks,Christopher(1970),Education Vouchers:A Report on the Financing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by Grants to Parents,Cambridge,Mass.Cambridge Center of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5.Samuelson,P.A.(Nov.1954)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Wilcox,Brian(1992),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Schools,in ed.Pollit,Christopher and Harrison,Stephen:Hand Book of Public Services Management,Blackwell Publishers.


《公共物品、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教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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