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新视野

园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单纯的生命直观可能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今天的教育无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显出现差错，把传统教育所引起的教育问题，错误地归咎于教育对精神化的偏爱和重视，因此，以放弃教育的精神世界来寻求学校教育的变革，这是非常危险的。
　　(三)制度文化理性
　　把精神文化建设与整个学校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从整个制度文化上建立起生命本体的价值观，并真正确立起制度优先的教育原则，这是制度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分析道德本性时，将道德的基础立于社会而不是个人，他还批评了人们对卢梭自然主义的误解，认为卢梭自然主义的本质不是“个体本质”而是“社会本质”。在他看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远优先于《爱弥尔》的自然个性，(注：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20.)他首先是期望通过改善社会，然后才期望从这种改善中得到爱弥尔的自然天性。
　　美国学者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则尖锐指出，个人常常只是在社会的腐化下才丢失了道德的本性。在他看来，“人类群体道德上的愚钝使纯粹无私的道德成为不可能。任何社会群体都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接受纯粹的爱的影响，也不可能说服社会群体冒险去接受纯粹的爱。”(注：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13.)同时，他还认为社会是一种政治，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远远高于个人的力量。学校教育的生命意识首先必须依赖于作为制度资源的“政治”力量，然后才可能影响到教师个人的教育行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教师原本具有同情和理解生命的可能性，但在否定生命的教育制度中，教师个人的生命情感常常被遮蔽了。教育中的生命暴力，不是来自于教师个人的情感本性，而是来自于整个教育制度对人的冷漠和拒绝。教师只是制度文化的工具，他们的教育行为，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制度意志”的延伸。在教师个人情感与制度需要的冲突中，个人的教育热情必然让位于制度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压力，家长的期望和升学的需要必然成为支配教师个人行为的根本动力。
　　精神传统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也是构成学校精神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它制约着学校文化气质和教育风格的形成。哲学家海德格尔称传统为“隐而不显”的历史过程，传统“通过历史中的意识和自由的人照射到时间中去”。传统“超越时间”的限制，而成为影响人的隐性力量(注：乔治·麦克林.传统与超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9-20、19-20.)。许多人以为精神文化总是一种心灵活动，需要教师个人的努力，而与学校的管理方式和文化性格无关。事实上，精神文化虽然表现为精神化的生命意识，但它却渗透于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不同学校可以有不同的教育风格，但生命意识却是相同的，只要保持这种生命意识，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校文化，都可以变成学校自己的精神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一旦形成，就会以强大的影响力规范学校教育的精神气质，并最终影响每一个教师的教育行为。传统是学校不可动摇的文化理念，有了鲜明的精神文化传统，学校就具备了独特的教育身份。传统标志着积累性和连续性，传统是一种“生活方向”，它具有规范性，“因为它为过去的岁月、现在的选择和未来的可能性提供了判断的基础，并不断为保护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合适的道路。”(注：乔治·麦克林.传统与超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9-20、19-20.)

《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新视野(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