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获得性论：从图书馆学原理到图书馆原理

围内的工作提供思考的出发点。
　　　　2.2　图书馆原理不是图书馆事业原理
　　自从20世纪30年代阮冈纳赞提出著名的“图书馆五定律”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信息爆炸”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图书馆的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催生了许多使得阮氏“图书馆五定律”的解释无法完全涵盖的内容。于是，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学者试图通过发展和修正阮氏的“图书馆五定律”来为新形势下的图书馆工作提供指导思想，它们的名称也都无一例外叫做“图书馆五××”。比如，美国学者米切尔·戈曼在1995年出版的《未来图书馆：梦想、狂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了“图书馆新五定律”（Five  New  Laws  of  Librarianship）[3]，国内有龚连英、袁漪雯两位学者提出的“图书馆五原则”，[4]黄俊贵先生提出的“图书馆五原理”[5]。但是，我们发现，黄俊贵先生提出的图书馆五原理并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图书馆的工作规律，而是图书馆发展原理。可是，仔细推敲起来，黄先生的图书馆五原理讨论的内容范围包括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两个方面，这显然与我们在上面界定的图书馆原理讨论的内容范围有矛盾。那么，我们在上面作出的这种限定是否有理论根据呢？
　　图书馆领域的实践主体，包括图书馆员、图书馆、图书馆事业三者，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社会需求层次。图书馆员对应于具体的读者和用户，图书馆对应的是具体的服务人群，图书馆事业对应的是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
　　从使服务对象满意的角度来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图书馆员的层次，更多的是交际因素。图书馆员并不能很快改变现实可获得资源的状况，特别是过去年代出版的文献资源的状况。但是，尽可能地让读者明确地知道资源现状和了解自己的对读者需求的负责态度，并且，让读者理解图书馆工作的现状，则是图书馆员可以做到的。显然，在上述工作中，交际因素居多。同时，自从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存在以来，图书馆员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当时图书馆的经营方式所规定的。也就是说，图书馆员的工作服从于图书馆的专业分工。所以，图书馆员这个层次没有独立的工作原理。
　　在图书馆层次，更多的是服务方式因素和统计因素。图书馆总是面对一个具体的服务人群，因此，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以具体的人群为基础的。这也是图书馆体现自身价值的主要领域。因此，图书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服务对象的需要，需要而且也能够通过具体的服务方式和统计数字来表现，这也是具体的人群对具体的图书馆的发展施加影响的依据，是图书馆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根本所在。而且，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最主要的实践主体，图书馆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图书馆学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我们认为，在图书馆工作这个层次，应该存在独立的实践原理。
　　在图书馆事业层次，更多的是政策因素。由于不同地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也由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服务机构，它的服务存在着现实覆盖面的问题，具体的图书馆必然是面向具体人群的。所以，具体图书馆的存在状况，更多的受到当地人群的影响是必然的。作为为全国图书馆提供发展指导的图书馆事业，不可能适合每一个地区的具体状况，更不可能面向具体的人群。因而，图书馆事业更多的是带指导性的政策因素。图书馆事业中的政策，不应当是一般社会事业政策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类比运用，它应该体现图书馆事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正如我们在讨论图书馆领域的角色分配时提到的：具体的图书馆是体现图书馆存在价值和意义的主体，当出现了单个图书馆无法解决，或者解决起来将有损图书馆的社会目标的问题时，图书馆事业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因而，图书馆事业本身也有独立的原理。因而，没有必要把图书馆原理和图书馆事业原理混为一谈。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图书馆这个层次的实践，是阮氏的“图书馆五定律”和戈曼的“图书馆新五定律”这两个新旧五定律以及龚连英、袁漪雯两位学者提出的“图书馆五原则”的共同基础。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了。相比之下，黄俊贵先生的图书馆五原理就另觅蹊径，试图阐述图书馆的发展原理，提出一套用以指导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黄先生的研究非常有价值，但是，他把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认识，称为图书馆原理，违背了上文的分析，是不妥当的。
　　其实，通过分析黄俊贵先生的图书馆五原理，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黄俊贵先生提出的图书馆五原理是：（1）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相适应；（2）符合国情；（3）以读者为中心；（4）可持续发展；（5）以办馆效益为目标。[5]如果我们把“以读者为中心”这一条去掉，把“以办馆效益为目标”改成“以办事业机构的效益为目标”，使得前四条原理变成这样：（1）与经济发展和技术

进步相适应；（2）符合国情；（3）可持续发展；（4）以办事业机构效益为目标。[5]我们可以发现，这四条原理其实是社会事业的一般发展原理，并没有哪一条是图书馆领域所特有的。而“以读者为中心”这一条，也不过是对阮氏的“图书馆五定律”部分内容的重复，也只有这一条原理体现了图书馆领域工作的特殊性。这样，黄先生的这五条原理就成了四条社会事业的一般发展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运用和一条图书馆工作规律的简单相加。我们认为，既然叫做图书馆原理，就应该是在一般社会事业发展原理之外，体出了图书馆领域的特殊性的规律性认识。毫无疑问，研究一般社会事业发展原理在图书馆实践领域的运用，对图书馆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黄俊贵先生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中确实有不少创见。但是，应该在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具有图书馆实践特点的规律性表述，而不应该就此止步。如果，去掉了“以读者为中心”这一条，就看不出在这图书馆五原理中图书馆事业在原理表述上的特殊性了。而且，从逻辑上来看，一个是一般事业原理，一个是专业机构原理（图书馆事业面对的不可能是具体的读者），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层次的差异，把这两者凑在一块，怎么看都不协调。所以，把这些内容称为“图书馆原理”，看来是不合适的。既然如上所述，图书馆事业也存在着独立的原理，“图书馆原理”一词还是留给图书馆这个层次的实践吧。
　　　　2.3　图书馆原理的来源和产生方法
　　追溯一个理论的来源，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理论所建立的基础是否牢固，另外，在对同一内容范围内不同表述的理论追源索本，还可以起到对比发明、启发智慧的作用。探索一个理论的研究方法及其在这个理论中的使用，则可以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理论的逻辑体系是否足够严密。
　　阮冈纳赞的“图书馆五定律”的内容是：（1）书是为了用的；（2）每个读者有其书；（3）每本书有其读者；（4）节省读者的时间；（5）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1]阮冈纳赞在这五定律中，以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为起点，使用演绎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推导出其他四条定律。用演绎方法推理整个定律体系的好处是，只要第一定律是成立的，其他定律也就获得了成立的保证，因而，最终需要证明的只是第一定律。不足之处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展开也受制于第一定律的表述。阮冈纳赞认为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是毋用质疑的。言下之意大概是说，人们生产书籍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知识，传播信息。这种目的，不会因为书籍成为了图书馆的藏书而有所改变。可获得性论在讨论文献的目的的时候，指出了人们创造文献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重现信息。文献显然要“用”才能重现信息。因而，可以说，“书是为了用的”是建立在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第一定律的可靠性和使用演绎方法来形成整个理论体系，阮冈纳赞的五定律，才拥有了无比的说服力，被誉为“我们职业的最简明的表述”。
　　戈曼的“图书馆新五定律”的内容是：（1）图书馆服务于人类文化；（2）掌握各种知识传播方式；（3）明智地采用科学技术提高服务质量；（4）确保知识的自由存取；（5）尊重过去，开创未来。[3]按照学者景海燕的论述，认为新老五定律“所包含的各个定律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第一定律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基本原则……第二、第三定律是第一定律的必然推导和具体化……表现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内容，第四、第五定律是第一定律实现的有效保证……支撑着图书馆的不断发展。”[6]戈曼也自称，他的这个“图书馆学五定律的提出，是站在我们职业的这位巨人（注：当指阮冈纳赞）肩上，以当今图书馆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为背景，对阮氏图书馆学五定律所蕴涵真理的重新解释”。[3]从这些论述上看，戈曼也继承了阮冈纳赞五定律的研究方法。但是，其第一定律表述为“图书馆服务于人类文化”，显然忽略了图书馆所被社会公认的情报职能，因而，其第一定律并没有象阮冈纳赞的第一定律那样，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推导出来的新五定律就难免有遗珠之嫌了。
　　龚连英、袁漪雯两位学者提出的“图书馆五原则”是：（1）搜集与整序能优化人类文明的信息资源；（2）以人为本；（3）向一切现实与潜在的用户提供信息服务；（4）追求创新与高效，实现图书馆的整体功能；（5）发展着的图书馆应探求出自己的演进规律。[4]龚、袁两位在提出这五原则时，指出以微机革命、网络革命和通讯革命为主流的新技术革命，改变了图书馆所处的信息环境，使得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送网络化、信息产业化，从而对图书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然后，直接提出了五原则，并且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并没有进行原则与原则之间的逻辑推理。所以，只能算是在对前人理论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总结归纳。正如该文的题名：《21世纪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新解》。至于其内容是否完整，由于没有论

《可获得性论：从图书馆学原理到图书馆原理(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