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一种超越
持与发展物质生活， 必须使人与人之间保持正常的关系，道德、道德教育也从以产生。为此，道德及其教育首先实现的是它的生命 价值，以及各种物质利益价值，以后随着人类进化、物质丰富、精神的提升，对于道德的需要逐渐从以生命价 值、物质利益价值为主升华以精神价值为主。当代的实践越来越说明，人们在无穷的物质追求中，因丧失其精 神而深感痛苦、悲哀、孤独与失落。人们怀着深沉的精神饥渴，越来越趋向于从各种善念、善行，从各种理想 、信仰中，乃至从宗教、神坛中摆脱物质的枷锁，找回失去的精神。如有的社会调查表明，当代美国成年人参 加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活动的人数，到１９８７年占人口的比率已经上升３９％，助人为乐形成风尚，另有４ ５％的人表示，如果他们的公司捐钱给公共事业和服务事业，他们就会忠于职守……美国人不再以财富和工作 界定自己，转而关注自己的社区。社会上的慈善机关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风气也已影响到大学生的求职选 择。许多人摒弃大公司而转向教师、护士以及其它社区服务工作。当前在我国，物质虽不丰富，但同样不能无 视人们的精神需要与追求。从所谓最讲实利的一代大学生身上也可说明这点。１９８８年对杭州高校２０００ 名学生所作的调查表明：７６％的学生认为人生需要有一个理想；只有１５％的人认为“无所谓”，９％的人 回答“不需要”。［５］北京大学学生道德状况调查表明：８２．１％的学生认为当今社会条件下应当和必须 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６０．１％学生认为“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的人”可以当选 为人民代表；９１％的学生对为保护国家钱款与歹徒搏斗而致残的行为表示赞同态度，认为“很可贵”、“很 钦佩”、“很高尚”；６３．４％的学生认为“刘惠芳精神”值得提倡与钦佩”。对于捐助、赈灾等类活动， 不少学生再现了极大的积极性，目前已为“希望工程”捐款的人中约有３５％是学生，占各行各业的首位。［ ６］我们同样也看到，有不少青年、学生的这种精神需要与追求因为得不到合理、正确的满足，而走向宗教与 神坛。这一切都是向我们昭示一个事实：人是渴望要有点精神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包括德育在内的教育为经 济建设，也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德育功能全部归结于此，特别是如果我们忽视了 超越于物质功利的人的精神之建构，忽视人对于各种精神需要：从自尊、自强、利他、爱国，一直到对人生终 极的关怀等等的追求，德育就会脱离当今蕴含于广大群众之中的内在需要，也无以建构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精 神风貌，德育也将丧失时代所赋予它的意义。
中国：走超越西方之路
西方的现代化是从物质主义泛滥，“道德荒凉”的路上走过来的，也许有人正以此为根据，把道德发展与 经济发展的二律背反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甚至提出经济的增长必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这种观点曾使 道德教育工作者感到莫大困惑，甚至丧失工作的信心。西方所经历过的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在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社会重演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发展的 必然与规律一定是在人的参与下发生其作用的。特别是当代的历史发展，由于人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的提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人具有了更大的能动性。为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就是具有更多、更强的人的自主 、自觉的因素。社会主体的理想、目标、设计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之间更趋于接近。还应该看到，历史发展 也决不是宿命的，唯一的，它总是具有多种可能性。人的能动性就在于，他能按照自身的需要与价值去追求他 所设定的目标，在多种可能中作出合理的选择。用这种观点来审视西方的道路与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结论应当 是乐观的。中国作为现代化道路上一个后发型国家，固然因为丧失了不少的时机而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但同 样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力量。正因为是后起步者，它就可能有所借鉴，有所依循，减少自发性，增强预 见性。“前车之鉴”会使人变得明智、有远见，使得社会发展少走弯路，实现赶超，这种赶超的可能，在相当 一部分后发型的国家中已经取得经验。如亚洲的新加坡、韩国等，当西方发达国家经受了一个半世纪（从上世 纪中期开始）物质主义困扰尚未能完全自拔时，这些后起国家只在半世纪不到的时期中就开始从物质主义中省 悟过来并自觉治疗这种顽症。如当西方物质主义的浪潮袭击新加坡时，李光耀就认为一个良好社会，必须是充 满伦理道德气氛和行为的社会。他提倡以孔子儒学为基本精神的“东方道德价值观”，并以此作为一种“国家 意识”。他认为这是一种最安全的“在文化上加以预防”的办法。在韩国，因鉴于在近３０年来将全部精力都 用于发展经济，但在文化上却成为后进国，１９９３年汉城宣布举行“读书年”活动，卢泰愚提出：要通过读 书“建立健全的价值观”，“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长期道德 教育传统的民族，而且党中央早已确定两个文明建设的方针，为此，超越西方的历史，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的道路，具有理论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根据。对此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那就是由西方国家的物质富裕而产生的强烈的诱惑，以及一个长 期处于物质贫乏之中的民族容易产生的物质的迷失。这些诱惑和迷失已在下一代的身上产生了它的不小影响。 对此，广大的德育工作者和许多有识之士是怀有深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这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不也正表 明我们民族的一种觉醒吗？既然历史把一个充满物质主义的世界交给了我们，德育的任务也只能是去超越它！ 不管这个超越任务是如何的艰巨，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一个既有先进物质文明又有崇高精神文明的中华民 族必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１］赵修义：《市场经济、经济学与伦理学》，《新华文摘》１９９４ 年第５期。［２］ ［４］《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３］戚万学：《２０世纪西方道德教育 的发展》。［５］引自《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谈》，浙江人民出版社。［６］引自《青年研究》１９９３年第 ４期。
下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发表时删除了其中《发展观的嬗变：人类的反思》一节。 《道德教育：一种超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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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包括德育在内的教育为经 济建设，也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德育功能全部归结于此，特别是如果我们忽视了 超越于物质功利的人的精神之建构，忽视人对于各种精神需要：从自尊、自强、利他、爱国，一直到对人生终 极的关怀等等的追求，德育就会脱离当今蕴含于广大群众之中的内在需要，也无以建构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精 神风貌，德育也将丧失时代所赋予它的意义。
中国：走超越西方之路
西方的现代化是从物质主义泛滥，“道德荒凉”的路上走过来的，也许有人正以此为根据，把道德发展与 经济发展的二律背反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甚至提出经济的增长必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这种观点曾使 道德教育工作者感到莫大困惑，甚至丧失工作的信心。西方所经历过的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在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社会重演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发展的 必然与规律一定是在人的参与下发生其作用的。特别是当代的历史发展，由于人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的提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人具有了更大的能动性。为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就是具有更多、更强的人的自主 、自觉的因素。社会主体的理想、目标、设计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之间更趋于接近。还应该看到，历史发展 也决不是宿命的，唯一的，它总是具有多种可能性。人的能动性就在于，他能按照自身的需要与价值去追求他 所设定的目标，在多种可能中作出合理的选择。用这种观点来审视西方的道路与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结论应当 是乐观的。中国作为现代化道路上一个后发型国家，固然因为丧失了不少的时机而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但同 样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力量。正因为是后起步者，它就可能有所借鉴，有所依循，减少自发性，增强预 见性。“前车之鉴”会使人变得明智、有远见，使得社会发展少走弯路，实现赶超，这种赶超的可能，在相当 一部分后发型的国家中已经取得经验。如亚洲的新加坡、韩国等，当西方发达国家经受了一个半世纪（从上世 纪中期开始）物质主义困扰尚未能完全自拔时，这些后起国家只在半世纪不到的时期中就开始从物质主义中省 悟过来并自觉治疗这种顽症。如当西方物质主义的浪潮袭击新加坡时，李光耀就认为一个良好社会，必须是充 满伦理道德气氛和行为的社会。他提倡以孔子儒学为基本精神的“东方道德价值观”，并以此作为一种“国家 意识”。他认为这是一种最安全的“在文化上加以预防”的办法。在韩国，因鉴于在近３０年来将全部精力都 用于发展经济，但在文化上却成为后进国，１９９３年汉城宣布举行“读书年”活动，卢泰愚提出：要通过读 书“建立健全的价值观”，“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长期道德 教育传统的民族，而且党中央早已确定两个文明建设的方针，为此，超越西方的历史，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的道路，具有理论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根据。对此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那就是由西方国家的物质富裕而产生的强烈的诱惑，以及一个长 期处于物质贫乏之中的民族容易产生的物质的迷失。这些诱惑和迷失已在下一代的身上产生了它的不小影响。 对此，广大的德育工作者和许多有识之士是怀有深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这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不也正表 明我们民族的一种觉醒吗？既然历史把一个充满物质主义的世界交给了我们，德育的任务也只能是去超越它！ 不管这个超越任务是如何的艰巨，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一个既有先进物质文明又有崇高精神文明的中华民 族必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１］赵修义：《市场经济、经济学与伦理学》，《新华文摘》１９９４ 年第５期。［２］ ［４］《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３］戚万学：《２０世纪西方道德教育 的发展》。［５］引自《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谈》，浙江人民出版社。［６］引自《青年研究》１９９３年第 ４期。
下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发表时删除了其中《发展观的嬗变：人类的反思》一节。 《道德教育：一种超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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