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报研究到现代咨询：理念的碰撞与整合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情报研究与现代咨询的不同发展历程，分析了二者之间在理念方面的差异，探讨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整合及未来走向。
【摘  要  题】信息服务
【关  键  词】情报研究/情报分析/现代咨询/整合
　　　  人类早期的情报和咨询活动可以追溯到古代，但具有现代意义的科技情报工作和咨询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20世纪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信息爆炸”。面对浩瀚的信息海洋，科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决策者都在迅速找到自己所需信息的活动中感到力不从心。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信息业和现代咨询业应运而生。马海群教授认为，从工作性质讲，情报研究应属于咨询业范畴；从研究层次看，情报研究应属于咨询研究中的中观、宏观性研究；从经营方式看，咨询业是一种商业化活动，情报研究则有相当一部分隶属于政府机构；从发展趋势看，情报研究正向咨询转变；从体系结构看，情报研究是咨询中管理咨询的一个组成部分。
　　情报研究和现代咨询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存在。范并思教授指出，情报研究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科技情报领域。其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美国国防系统信息分析中心的建立。另一个来源在非科技情报领域，如美国兰德公司进行的咨询类信息分析、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进行的经济信息分析等。在学术研究中，人们经常把情报研究和现代咨询放在一起研究，表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但真正实现一体化还需要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这个磨合过程必然将伴随着理念的碰撞与整合。本文旨在分析二者之间在理念方面的异同，探讨知识经济条件下这些理念的整合及其对我国情报科学事业发展的指导意义。
　　　　　　1　情报研究的发展脉络
　　众所周知，西方的科技情报事业是以文献工作为基础的。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V.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As  We  May  Think”，生动描述了信息技术将在信息收集、存贮、发现和检索等方面带来的革命性变化。V.Bush被称为西方情报学之父，其著作被认为是西方情报学的奠基之作。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始于1956年。由于建国初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它从创业之日起所走的就是一条文献工作与情报研究工作相结合的道路，并集信息库与思想库于一体，形成了有别于欧美各国的特色。情报研究在我国又称情报调研或情报分析。它与前苏联的情报分析与综合，日本的情报调查，美国的信息分析，联合国推荐的信息浓缩，欧美地区的工商情报，其他国家的数据分析、技术跟踪、信息经纪等基本属同义语。英文的对应词汇包括Information  Analysis、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Synthesis、Information  Research、Information  Study等。情报研究在科技情报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一种高级的服务形式。随着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展开和信息科技的渗透，情报研究在内涵外延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2　现代咨询的演化轨迹
　　咨询活动自古有之。咨询作为一种运筹谋划的社会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咨询业的国家之一，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1913年英国首先成立了英国咨询工程师协会（ACE），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咨询活动的社会地位。二战后，随着西方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咨询业逐步走向专业化和行业化；由个体咨询、集体咨询发展到综合咨询；从技术咨询发展到战略咨询；研究领域由军事、政治发展到科技、经济、法律、环境、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咨询也被人们称为“头脑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
　　我国的咨询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199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速发展科技咨询、法律、会计和其它咨询业务。199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中介服务机构，积极发展信息咨询服务，为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提供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信息、财务、金融、法律等方面的服务。目前我国的咨询业已初步形成产业规模。它以信息为基础，综合运用科学、技术、经验、技能等，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决策和运作提供服务。具有劳动复杂程度高、知识储备量大、服务覆盖面广、辐射力强、应用效益高等特点。
　　　　　　3　情报研究与现代咨询的理念剖析
　　理念一词原本是旧哲学的词汇，有观念之意。当今社会，创新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存之道，理念则成为万务之首。我们认为，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情报研究和现代咨询这两个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理念体系。研究这些理念的是非曲直是本文的重点。
　　（1）关于工作性质的认识。文献认为，“情报调研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是属于科学研究工作范围的。”1991年国家科委以“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的形式正式公布了《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发展政策》，明确指出：“情报研究是以情报为对象，对情报的内容进行整理、加工、鉴别、判断、选择与综合出新的情报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整个情报活动中一种创造性劳动，是一种科学研究工作，属思想库的范畴。”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法规的形式阐明情报研究的性质和地位。
　　马海群教授认为，现代咨询本质上也是一种创造性科学劳动，是科学知识的继承、发展、传递和利用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咨询工作者就是知识工作者，是学识渊博，富有创新精神的专业人员。咨询业将成为未来知识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美国学者波拉特在其1997年出版的《信息经济》一书中指出，咨询业是信息服务业中具有“生产知识和具有发明性质的行业”。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认定，情报研究和现代咨询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对一种行业的工作性质的定位不但要反映其过去的真实情况，而且也应该揭示其未来的走向。人们通常把以美国兰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现代咨询公司誉为“思想库”和“智囊团”。《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发展政策》把情报分析工作定位在“思想库”上，不仅肯定了科技情报工作过去的成绩，更表明对其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
　　（2）关于成果类型的认识。情报研究和现代咨询同属于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但业内人士对其成果类型却有不同的界定。咨询界一般认为，咨询通常提供研究报告、推荐方案、实施方法和背景材料及数据分析等书面成果，属于可直接操作的知识形态产品。“咨询是一种智力活动过程，通常会产生新的知识。”我国情报界则普遍认为，“科技情报工作是在不断强化科学技术知识传播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项科学事业。它本身是一种不创造知识的研究工作，它所

创造出来的成果多体现或反映在其它创造性活动之中。”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情报研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科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型活动。有学者感叹，“信息分析这一情报工作中最具有智慧性、挑战性的工作，便不得不沦落为“剪刀加浆糊”的代名词，成为了生产“综述、述评、研究报告”等学术信息的代名词。”回顾历史，米哈依洛夫无疑是关于情报研究不创造知识观点的集大成者。他在《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中按照对科学文献与情报进行分析综合加工的目的性，严格区分了科学研究和情报研究；前者创造新知识，后者则不然。因此能否创造新知识就成为情报研究与现代咨询的首要分歧。
　　我们认为，如果不破除情报研究不创造知识的观点，不仅将阻碍情报研究向纵深发展，也无法融入现代咨询业。我们对知识应该做广义的理解，各门学科的知识是知识，情报研究的结果怎么就成不了知识呢？知识的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情报研究和现代咨询针对特定问题所提供的成果很可能够不上人类首创的程度，但对于特定问题和特定用户而言，它的成果就是新知识。米哈依洛夫的画地为牢式的限制已经使我们的情报研究陷入了隔靴搔痒的尴尬境地。我们曾经在文献中论述了军事情报在我国科技情报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并把它看成是信息应用领域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对于给定的课题，如果我们的情报研究人员拿不出与军事情报机构或美国兰德公司处于同一水平的研究报告，那只能够说明我们自己的实力不够或观念僵化。如果我们的情报研究机构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服务，这样的知识产品会有多大的竞争力？
　　（3）关于机构职能的转变。195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成立，标志着我国科技情报正式创业。创业伊始，我国的情报事业就呈现出图书馆技术与军事情报思维的奇特结合。1964年美国人J·辛普森提出了“情报分析中心”的概念，并得到了社会广泛的承认。情报分析中心（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IAC）是从事情报分析、浓缩、综合工作，并具有中心功能的情报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实验、研究和其他工程技术活动中产生的情报进行提炼、评价、鉴定和传播。情报分析中心着重对文献内涵进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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