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空间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战略环境

以及网络的价值也就提高了。根据“Metcalfe定律”（以设计以太网通讯协议的Robert  Metcalfe命名），一个网络的“能量”与该网络中节点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因此，用户节点数的量值决定了整个网络的效能。网络效应不仅应用在新技术的传播中，同样也可以应用到新组织和新观念的传播中。将这些技术、组织和观念化发展组合在一起，意味着信息正被逐渐看作系统转变和改革的媒介，同样也意味着以信息为基础的领域正在崛起，并倚靠网络效应蓬勃发展。
　　毋庸讳言，这是一个凌乱、复杂的过程，充满着各种矛盾、对立和荒谬的结果。它可能会跨越社会各层次（地区、国家、国际），跨越各行为领域（公共、私人），在各个方向（东-西、北-南）同时引发新的合作、竞争和冲突。它可能会在某些方面降低国家的地位，而使国家和非国家领域在其他方面得到加强。最终，全球性相互联接将会使它的支持者在国家和非国家领域受益；与此同时，其发展过程也很可能会有出乎意料的风险。但不管是什么形势，以全球互联为特征的信息空间的确已经崛起并成为我们的生活现实。
　　　　　　2　网络时代的宏观战略环境
　　信息时代，与科技相关的信息和知识正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综合体中的重要因素。在整个20世纪80和90年代中，这些信息时代的科技不断扩大着它们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所产生的影响，并逐渐改变国家安全目标，重塑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战略大环境。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定义国家安全新时期的开端。
　　在这个新纪元中，人们达成的共识是：信息科技所产生的影响将统治人类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和一切可估价的领域。Michael  Vlahos认为这种他称之为“大变革”的转变对于现存的组织和关系来说很可能会是震撼性的[4]。Vlahos相信，这种“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就像19世纪60和70年代的铁路和电报，20世纪初叶和20年代的内燃机、电话和广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出现的核武器、电视和早期的计算机所带来的变化一样。不言而喻，在这场由先进的信息和通讯科技所引起的革命中，全球的战略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并开始显现出以下特点。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信息空间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技术基础设施和“超级媒体”，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社会系统、权力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虚拟超国家信息权力结构和实体。
　　信息空间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虚拟空间，它的特征是技术和变化。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全球地理空间[5]。随着资本、劳动、服务、技术，尤其是信息的跨国界迅速流动，企业具有了全球特征，拥有了全球客户和需求。在这种全球经济中，通讯技术帮助国家走向市场。国家要获得资源，也许不再需要控制领土。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的结合，使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这样形成的以全球金融网络为主体、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形式的网络经济世界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催生着一个统一的全球化经济社会，并且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游戏规则和运作机制，从而使其本身具有了某种独立的功能和属性，成为一个跨国界（或称无国界）的虚拟实体和超级权力结构。这个实体正在取得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权，从而左右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民族国家的命运，使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球推进所引起的这种金融效应现象，称为“符号经济”。它是一个由资本、信贷和资本流动所构成的全球网上资本经济，由没有国界的信息和资金组成，通过虚拟的通讯网络跨国界流动，这样，资本和传统经济活动已借助全球网络找到了新的国际活动和扩张形式，而超越了原来的物理和地理限界的束缚，民族利益和个人动机也找到了新的交流、交易和较量的公共舞台。从这个角度说，互联网所代表的全球信息网络事实上是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文化制度，国际资本和文化观念形态正借助这个新的体系的设施和机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技术和人才实力向全球进发，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并受其控制的一整套运行模式、竞争规则、贸易原理以至于相应的价值观念向世界各地推行。就是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两股浪潮的交互作用中，已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新的跨国权力结构。
　　面对这一现实，德鲁克在其《新现实》一书中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在现今的跨国经济中，同时存在着4个能够实施经济政策的单元，它们与民族国家具有同样的权力。这4个单元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但无法相互支配。民族国家只是这4个单元中的一个。第二个单元是区域性联合体。目前，民族国家，特别是少数经济大国固然重要，但经济决策权正在向第二单元，即区域联合体转移。第三单元是一种实在的、大致独立的，由货币、信贷和资本流动所构成的世界资本经济，它由没有国界的信息和资金构成。第四单元是跨国企业。它们的市场不是哪个国家，而是整个地球。它们的经营不受具体国家的法律所限。作为全球经济整合（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技术）的结果，以互联网

为主干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运作远远越出了国界，甚至越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以信息空间为表征的全球权力结构。
　　如此看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信息空间正在创造新的社会系统、权力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的分散式体系结构和全球普遍性、渗透性，更由于其虚拟性，使得信息空间超越于国家主权之上，任何政府、团体和个人都没有办法控制它。以至于德国学者恩格尔感叹说：如果极而言之，各国享有领土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既然领土主权对互联网不起任何作用，那么民族国家在处理互联网的问题时实际上就无事可做了。这说明，全球信息和通讯网络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权力，一种统治，一种正在成型中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正在创造出一个无法无天的信息空间，并赋予它超越现有一切权威的权力：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机制和统一的国际法律能够管束它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国界和民族政府能够对它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它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全球化的超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实体，正是这个新的权力结构的出现，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和挑战，特别是信息空间中民族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以及文化主权。这是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时绝对不能忘记的一点。
　　·难以控制的信息越境流动在国际范围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信息本位，使信息真正成为控制世界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权力源，从而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全新的维度。
　　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手段上打破了过去大众传媒的寡头专制，由此而出现的传播多元化正在引起社会舆论和思想控制的新局面，使信息源优势和信息权力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影响和改变着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进程，并对传统的权力提出了挑战，通过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型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安全，这将在较深层次上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互联网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普及性，使获取、应用和控制信息成为公众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并从技术手段上打破了过去大众传媒的高度垄断，普通人也有了一个向全世界传播自己思想的机会。由此可见，互联网为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当然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和安全威胁。在这样的科技、思想和社会环境中，各种行为者，特别是非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都会最充分地利用其信息权利和机会，那么信息活动和信息流必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现象，新的权力阶层也会应运而生。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与跨国网络经济耦合在一起，将会出现信息全球大流动的两难局面。事实上，近年来发展最成熟的全球网络金融世界的信息跨国流动，已经向我们显示了这个新权力结构的威力。
　　信息空间内这种难以控制的信息流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信息本位，使信息真正成为控制世界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权力源，从而给国家治理和安全带来了全新的维度。由于信息/知识的固有价值和重要性，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不断网络化与无国界化，以及货币形态的日渐异化，信息本位正在逐渐替代金钱和其他实物，甚至传统的权力，而起着绝对重要的支配作用。“信息”获得对于金钱和权力的统治本位的发展机制在于，在网络金融的推动下，在虚拟信息空间内，资金的流动、货币的流动和纸质票据的流动，都转化成数字化信息的流动，银行和金融网络成了巨大的数据处理工厂与资金信息处理中心，支撑着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这些数字化的信息没有物理存在，只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和规则，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流动。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交易者、银行家、经纪人、套汇商、分析员、决策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从全球各地的网络终端感受金融信息的虚拟流动，并参与到这个抽象流动的控制过程之中。这样，在网络金融领域流通和风行的表面看是货币，实际上却只是信息和信息流，网络金融上的市场运作便表现为对信息和信息流的操作与投机。货币形态的这种异化以及虚拟资本空间的形成表明，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本位已经开始取得对于社会、经济和一切活动的控制权，进而会对政治、文化和权力产生支配作用。从这个角度说，信息不仅是资源，而且已经成为权力源。
　　不言而喻，在信息本位体系中所交易和流动的不是股票、债券或货币，而只是抽象的数据，是对于经济景气的信息预期，象征着购买能力，其间所储存的是劳动、智慧（知识）和财富以及其他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的信息表现。在这个复杂的交互过程中，正在出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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