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空间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战略环境

统权威的异化、减弱和消失，在民族国家内部则会引起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而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均匀分布，正通过金融网络引起资本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由于这个全球性网络金融市场的高度投机性和风险性，更由于全球网络系统的传播性和扩散性特点，任何局部金融问题都可能因为“共振效应”而迅速转化为全球性金融问题，金融危机往往就表现为全球性危机。这已经是近十年来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其迅速传播所证明的事实。由此可见，信息权力正开始成为重要的权力形式，而改变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含义和格局。
　　·全球民间社会力量的增长与网络化运作正在成为新世纪的重要权力实体和战略因素，新型政治动员、新的社会运动与新的技术范式正在引起主权概念的弱化和变异，催生新的授权过程和新的权力源、权力阶层；我们正在从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转入以网络为中心的世界。
　　由于信息科技相对低廉的成本、实用性和广泛传播性，信息空间的扩展和时间维度的大幅度消减，个人（或社区）可以在更广阔无限的范围内活动，他们对于中间层次的依赖及中间层次对于他们的控制力都将下降，而原来的民族国家恰恰属于这个中间层次。这主要是因为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形态。信息技术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分权化的网络结构比其他组织模式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在网络中，个人或组织可以相互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没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地位；那里只有网状分布的节点，个人和群体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而交互行动。这样，信息技术促使权力从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转移到个人或其他群体手中，这些个人或群体不是全体人类，而是认知精英集团。认知精英集团的网状“集体领导”，比等级制官僚领导更有效率，也更民主。在这种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全球化、网络化信息空间中，各种名目和色彩的公民团体、组织和个人都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思想，扩大影响，完全打破了政府及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垄断，并且可以毫无阻挡地跨越国界协调活动。
　　这类新兴的团体具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它们的目标从帮助人们连接到互联网以便影响政府的政策与法律，一直到在国内外推动某些特定事业的发展。这类组织的数目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大约4000家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大约3万家。以信息空间为活动舞台的这些团体或社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共享和合作。随着非政府组织和非国家个体的增多，全球政治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特性将会减弱，国家、市场和民间社会行为者们之间的关系将会以信息战略为轴心重新平衡。
　　随着这些非政府组织和非国家力量数量的不断增多，其地位越来越获得公众的认可。它们被视为快速传播观点的媒介，能够对冲突进行预测、预防和处理的“感官性组织”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人们希望民间社会的非国家行为者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鼓励他们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去开发先进的感官性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来观察和监控世界

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机制和技术有些就是利用现有的政府已经设立的情报机构、公司市场研究部门、新闻媒体和民意测验公司；有的则利用信息空间普遍存在的公开论坛、专门的互联网邮寄列表、网络广告和传真机，作为快速传播工具来监控和报告它们所关注的各种问题领域。
　　信息时代的科技同样也可能提高非国家行为者在国际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长久以来，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重要的行为者，但随着商业活动日益变得更为地区化和全球化，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具影响力。在已经利用了能够提高信息流通的速度、容量和机动性的先进信息和通信科技所带来的机会之后，在许多商业活动中地理和国家疆界已经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全球互联网社会继续像以前一样自我管理，即跨国界进行规则、资源、标准和协议的决策，不诉诸于严厉的政府法规或暴力，那么随着这一领域人类活动的增多，与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相呼应，它也许会增强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权力，促进其他形式国际通讯的传播，而削弱国家主权。如此看来，世界政治正在演变为互相依存、交织和影响的两个世界。根据这个观点，正如James  Rosenau所阐述的，一个“无主权”、“多中心世界”中的行为者们所关注的“自治”，正在与“主权化”、“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中的行为者们所关注的“安全”以平行的方式发展着。后一个世界所对应的是传统的主权国家系统，前一个世界所对应的是非国家行为者，他们的数量、多样性和影响力正在提高。这些非国家行为者们包括全球性公司、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支持集团[6-7]。
　　对于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美国“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总统委员会”（PCCIP）已经予以了充分关注：“过去，广阔的海域和友好邻邦保护我们免受敌国的攻击。如今，信息威胁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信息世界，国界已经不起作用。电子不会停下来出示护照；计划与构想重大的信息攻击并不需要逆行让人看得见的后勤准备工作，他们可以悄悄探测、秘密演练，随后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发动，而攻击者的身份和地点却无从寻找。”[8]
　　这一切表明，由于信息空间的兴起和推进，国家/社会之间正在出现某种调和机制与过程，正在出现对于“公民外交”的容忍以及国家和民间社会行为者之间的“深度联合”[9]。信息革命正在使我们从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转入以网络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外交、军事和安全战略也正在相应地从传统以层序官僚中心为基础的实力政策转向以网络中心为基础的信息战略。因此，这个正在浮现的战略环境将会比今天已存在的战略环境更为复杂，并将使全球的战略范式发生重大变化。
　　·由于信息技术的不均衡扩散和发展，世界平衡结构会出现新的“缺口”和新的权力关系；更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正起着抵消霸权优势的作用，国际政治可能会因此而出现新的均衡形势和模式，呈现更加复杂的组合和格局。
　　与在它之前的农业和工业时代一样，信息时代是—个全球性现象。全球性通讯几乎是即时发生的，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时代的科技即使是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中也可以见到，并且几乎每个国家都至少有一个系统连接在互联网上。然而，还是与此前的农业和工业时代一样，信息时代所引起的变化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同样普遍深入。信息时代科技所引起的变化，正在不同的国家中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影响、不同的组织特性和不同的战略作用进行着。不同的社会，出于成本考虑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不同的速率对信息时代的科技进行吸收、散布和实施。这些因素包括现有技术的运用和使用年限；社会对新技术的社会和文化接受能力；社会思想和观点的偏狭程度；社会人员、技术和经济支持基础设施的层次和可靠性；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对前景展望的层次与力度；社会内部的教育层次；社会内部信息时代科技的使用者和潜在使用者对于科技的理解程度；国家对于主权的关注度和社会的领导精英们对于决策制定过程进行控制的关注度；以及在各个社会中都不相同的许多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正如美国兰德公司战略研究家指出的：世界的发展模式仍是不均匀的；世界的某些部分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而另一些部分离现代标准仍颇有距离[10]。
　　由于这一不均衡过程的存在，在全球舞台的行为者中便会产生新的“缺口”和新的权力关系格局。按照Toffler夫妇的观点，世界正在走向全球性“三分化权力结构”的社会-经济革命[11]。这个新的三分化全球权力结构将会取代旧的两分化结构（“烟囱”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结构与传统农业结构的两分化对立）。那些受益于信息时代科技的国家，将会处在一个由知识和与知识相关的“无形资产”所支配的新的三极全球权力结构的顶端。在能力方面，这些国家优先于那些仍旧依赖于工业或是农业经济的国家。为了获得由信息科技带来的优势，一些国家甚至可能试图避开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从农业经济步入信息经济。另外许多国家将无法归入某一个类型，因此所有的这3种社会发展模式将会并存于三分化全球权力结构之中。
　　处在三分化全球权力结构顶点的国家将会比那些仍旧保持着工业或农业经济模式的国家更加依靠信息科技。正是因为这种更大的依赖性，作为社会形式，它们所依赖的科技（例如，信息及关键的基础设施）被改造、破坏或毁灭的脆弱性就更强，这与工业化社会和农业社会因为对能源与燃料供给高度依赖因而更容易遭受破坏和毁灭是一样的。尽管信息时代科技提高了它们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但正是因为这种易受攻击性，后工业化国家的安全综合体将会变得更为复杂，也许更加脆弱。这些科技提供了提高军事能力的机会，但因为数据连接和信息流动能够被破坏、拒绝或是改变等原因，这些新的能力创造了新的依赖度并暴露了新的易受攻击点。在信息世界，对手可以隐蔽自己，信息战武器既廉价又随处可得。一个小型亚国家集团也许会在危急时刻利用仔细选择的信息攻击来发动全球冲突。
　　毋庸置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仍将是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行为者，但是由于各种非国家行为者的崛起和不断扩张，更多类型的其他行为者必将在许多问题上施加重要影响。由于许多国家和通讯资源稀少的亚国家集团都能利用互联网，互联网的普及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均衡器，抵消了霸权国家拥有的优势。由于信息时代科技为各种人都提供了按照自己的观点来思考和行事的潜力，信息时代的战略环境将会比以往的战略环境更为复杂，其中将包含更多的变数和更难以预料的战略组合。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正成为信息时代敌对势力互相威胁的重要目标；网络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贸易

《信息空间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战略环境(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