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评析
（杏修），《杜氏图书分类法》（杜定友），《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分类大全》（桂质柏），《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陈天鸿）等分类法。它们之中，或是西方图书分类法的翻版，或是《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模仿，或是它的变种，这都是西方图书馆学对我国图书馆学直接影响的结果，后来的图书馆学者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在它的基础上再做些补充工作，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3 结 论
本文无意解决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带来的问题。这篇文章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处在世纪之交图书馆事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梳理这一问题。而笔者在这里只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图书馆学如果不仅从它的名称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且从它的实际内容方面来理解；如果不仅从它的静态的结果方面来理解，而且从它的动态的过程的方面来理解；如果不是从纯粹抽象的逻辑意义上来理解，而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理解的话，笔者认为：
首先，图书馆学的产生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不同地理和历史环境下的人类面对着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遭遇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就有方方面面不同的选择，图书馆也不例外。这种不同的图书馆选择就有互不相同的多样性的图书馆学的雏形。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导致东西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甚至图书馆的理解和模式也是不一样的，东西方有关图书馆知识积累的丰富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东方和西方图书馆学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在前进的，中外古代图书馆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们不论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目的、内容、方式方法），总是运用当时理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所能采取的形式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图书馆问题进行自觉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不同于以前的新的规范性要求。在古代由于人们尚未建立一套严格的逻辑表达系统，也由于当时人们只是把图书馆理解为日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像今天这样理解为一种专门的社会活动，所以当时没有建立起现在人们所说的“图书馆学”。当时的图书馆学思想大量存在于神话、风俗当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思考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他们有着自己非逻辑的形式。后来的逻辑的形式只是在它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图书馆学的起源应该更广泛的视野。
其次，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起源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学，只要这个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因为外在的或内在的原因而中断，它就会一直发展下去，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图书馆学传统。如印度和中国就是这样。就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图书馆学也绝不是按照一种模式建立和发展的。例如：被西方誉为欧洲“图书馆学思想开山鼻祖”的法国图书馆学家诺德（Gabriel Naude），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整理”方面的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Marth Wilibaid Schretinger），把图书馆学概括为图书馆管理学思想的法国的图书馆学家海斯（L.A.C.Hesse），具有“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之称的英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爱德华兹（Edward Edwands），美国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等等，他们之间就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吗？显然不是的。因此，我们认为各国的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建设都必须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好高骛远的研究都是不切实际的。
再次，图书馆学的未来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图书馆学的过去是多元的、现在是多元的、未来也是多元的。因为各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学一定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同文化背景条件下的图书馆学并无“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内图书馆学与它为之服务的图书馆实践的适应性问题。适应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图书馆学不一定能满足另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西方图书馆学的过去和现在并不是，也不可能、不应该是中国图书馆学未来的选择。那种忘却自己的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传统去高谈阔论和西方图书馆学对话或者接轨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因为，任何一种图书馆学理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从它研究的主体和客体来说，都要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打上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各国的图书馆学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西方有西方的价值标准，东方有东方的价值标准；美国有美国的价值标准，俄罗斯有俄罗斯的价值标准等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没有一种世界价值观，也就不可能有一种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存在。看不到图书馆学之中和背后的这种文化和价值的差异，只是在语法的、逻辑的和技术的层面上谈论图书馆学的对话和接轨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学习和借鉴别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必须正确处理“一个与多个”，“发达与接近”两种关系。前者是指要面向整个世
最后，中国的图书馆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在我国周代《周礼》的“辟藏说”提出的图书馆的“藏”与“用”的问题，是我国图书馆学思想的萌芽；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国家图书馆的主要活动，详细地记载了国家图书馆藏书校仇的过程与办法，分类编目的体系与内容；宋代程俱的《麟台故事》一书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的职能，还论述了国家图书馆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和使用等的基本工作；郑樵提出：图书馆领域的知识，是“天下之大学术”之一，同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第一次把图书馆领域的知识列为一门学问；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①的图书馆学著作《论图籍之储》、《访求遗书疏》；明末清初祁承＠②的《澹生堂藏书约》；清代孙庆增的《藏书纪要》等等，从以上挂一漏万的列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我国图书馆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西方图书馆学传入我国之前，这些优秀的图书馆学思想对我国的图书馆实践一直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于这样的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如果简单地按照西方的唯科学主义观称之为“经验的或前科学的，”我们认为是有失公允的。应当看到，中国的图书馆学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呈现、陈述方式。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思想是以重视自然科学理论、重视技术实践为传统的。我国图书馆学与这种以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统治下的西方图书馆学相比有着很多不同。不加分析地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评价中国的图书馆学传统，不是在学术问题上“有见于奇，无见于畸”吗？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由小康向富裕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急切需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需要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将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图书馆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步，需要完成由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向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转型，也就是说实现图书馆学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实现这一伟大历史性转变，需要图书馆界的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业已形成的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的观念，去呼吸新时代的新鲜空气，汲取新时代的新思想，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感受新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新时代的新观点新方法，发现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找准新世纪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新起点。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需要又一次飞跃和突破，时机已经到来，而且，一定会有重大的突破。
4 启 示
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给予我们一个十分深刻和珍贵的启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是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向。立足本国国情，继承民族传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以消极的防范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应以开放的胸襟，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广采博收别人的长处，实现自身的变异和革新，以获得与外来文化的抗衡的能力，真正保持自身的独立和生存。而且，还要有远大的志向。中华民族曾经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图书馆也曾经有过古代的辉煌，今天，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仍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为世界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立足本国，必须面向世界；继承传统，必须超越创新。这是辩证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85.12
2 倪波，荀昌荣.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8
3 宓浩.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5
4 霍国庆.百年沧桑 三次高潮 四代学人——20世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馆学总评.图书馆，1998（3）：1—9
5 王子舟.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图书情报工作，1998（2）：1—5，33
6 李纲，倪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评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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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本文无意解决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带来的问题。这篇文章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处在世纪之交图书馆事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梳理这一问题。而笔者在这里只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图书馆学如果不仅从它的名称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且从它的实际内容方面来理解；如果不仅从它的静态的结果方面来理解，而且从它的动态的过程的方面来理解；如果不是从纯粹抽象的逻辑意义上来理解，而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理解的话，笔者认为：
首先，图书馆学的产生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不同地理和历史环境下的人类面对着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遭遇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就有方方面面不同的选择，图书馆也不例外。这种不同的图书馆选择就有互不相同的多样性的图书馆学的雏形。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导致东西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甚至图书馆的理解和模式也是不一样的，东西方有关图书馆知识积累的丰富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东方和西方图书馆学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在前进的，中外古代图书馆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们不论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目的、内容、方式方法），总是运用当时理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所能采取的形式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图书馆问题进行自觉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不同于以前的新的规范性要求。在古代由于人们尚未建立一套严格的逻辑表达系统，也由于当时人们只是把图书馆理解为日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像今天这样理解为一种专门的社会活动，所以当时没有建立起现在人们所说的“图书馆学”。当时的图书馆学思想大量存在于神话、风俗当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思考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他们有着自己非逻辑的形式。后来的逻辑的形式只是在它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图书馆学的起源应该更广泛的视野。
其次，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起源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学，只要这个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因为外在的或内在的原因而中断，它就会一直发展下去，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图书馆学传统。如印度和中国就是这样。就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图书馆学也绝不是按照一种模式建立和发展的。例如：被西方誉为欧洲“图书馆学思想开山鼻祖”的法国图书馆学家诺德（Gabriel Naude），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整理”方面的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Marth Wilibaid Schretinger），把图书馆学概括为图书馆管理学思想的法国的图书馆学家海斯（L.A.C.Hesse），具有“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之称的英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爱德华兹（Edward Edwands），美国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等等，他们之间就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吗？显然不是的。因此，我们认为各国的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建设都必须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好高骛远的研究都是不切实际的。
再次，图书馆学的未来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图书馆学的过去是多元的、现在是多元的、未来也是多元的。因为各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学一定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同文化背景条件下的图书馆学并无“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内图书馆学与它为之服务的图书馆实践的适应性问题。适应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图书馆学不一定能满足另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西方图书馆学的过去和现在并不是，也不可能、不应该是中国图书馆学未来的选择。那种忘却自己的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传统去高谈阔论和西方图书馆学对话或者接轨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因为，任何一种图书馆学理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从它研究的主体和客体来说，都要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打上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各国的图书馆学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西方有西方的价值标准，东方有东方的价值标准；美国有美国的价值标准，俄罗斯有俄罗斯的价值标准等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没有一种世界价值观，也就不可能有一种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存在。看不到图书馆学之中和背后的这种文化和价值的差异，只是在语法的、逻辑的和技术的层面上谈论图书馆学的对话和接轨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学习和借鉴别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必须正确处理“一个与多个”，“发达与接近”两种关系。前者是指要面向整个世
界，综合各国所长，避免单一地全盘模仿和照搬某一个国家；要综合各家各派所长，避免单一地全盘模仿和照搬某一种图书馆学理论；对各种图书馆学说和流派，应折衷、调和其偏颇之处，尽量减少矫枉过正。后者是指既要紧紧盯住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理论，又要注意研究和借鉴与我国国情比较接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学理论，力求统筹兼顾，相得益彰。
最后，中国的图书馆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在我国周代《周礼》的“辟藏说”提出的图书馆的“藏”与“用”的问题，是我国图书馆学思想的萌芽；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国家图书馆的主要活动，详细地记载了国家图书馆藏书校仇的过程与办法，分类编目的体系与内容；宋代程俱的《麟台故事》一书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的职能，还论述了国家图书馆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和使用等的基本工作；郑樵提出：图书馆领域的知识，是“天下之大学术”之一，同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第一次把图书馆领域的知识列为一门学问；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①的图书馆学著作《论图籍之储》、《访求遗书疏》；明末清初祁承＠②的《澹生堂藏书约》；清代孙庆增的《藏书纪要》等等，从以上挂一漏万的列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我国图书馆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西方图书馆学传入我国之前，这些优秀的图书馆学思想对我国的图书馆实践一直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于这样的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如果简单地按照西方的唯科学主义观称之为“经验的或前科学的，”我们认为是有失公允的。应当看到，中国的图书馆学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呈现、陈述方式。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思想是以重视自然科学理论、重视技术实践为传统的。我国图书馆学与这种以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统治下的西方图书馆学相比有着很多不同。不加分析地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评价中国的图书馆学传统，不是在学术问题上“有见于奇，无见于畸”吗？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由小康向富裕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急切需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需要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将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图书馆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步，需要完成由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向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转型，也就是说实现图书馆学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实现这一伟大历史性转变，需要图书馆界的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业已形成的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的观念，去呼吸新时代的新鲜空气，汲取新时代的新思想，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感受新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新时代的新观点新方法，发现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找准新世纪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新起点。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需要又一次飞跃和突破，时机已经到来，而且，一定会有重大的突破。
4 启 示
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给予我们一个十分深刻和珍贵的启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是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向。立足本国国情，继承民族传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以消极的防范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应以开放的胸襟，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广采博收别人的长处，实现自身的变异和革新，以获得与外来文化的抗衡的能力，真正保持自身的独立和生存。而且，还要有远大的志向。中华民族曾经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图书馆也曾经有过古代的辉煌，今天，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仍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为世界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立足本国，必须面向世界；继承传统，必须超越创新。这是辩证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85.12
2 倪波，荀昌荣.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8
3 宓浩.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5
4 霍国庆.百年沧桑 三次高潮 四代学人——20世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馆学总评.图书馆，1998（3）：1—9
5 王子舟.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图书情报工作，1998（2）：1—5，33
6 李纲，倪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评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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