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
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他指出最“关键”的是“实际的效用和经济”，“最重要”的是“能以轻而易举的分类、排列并指出架上的图书、小册子、目录里的卡片、剪贴的零星资料和札记，以及对这些文献的标引”。他还说：“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理论的正确性都让位给实际的应用。”杜威的观点，不是他一人的，而是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图书馆学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看法。由于杜威这样一些名牌学者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从而阻碍了图书馆学体系的深化和全面性。
图书馆学体系促进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出现，而图书馆学教育的出现又促进了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德国格雷塞尔（Amim Graesel，1849-1917）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在189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纲要》一书中，对图书馆学体系提出一些新的内容，认为艾伯特——莫尔贝希的图书馆学体系过于狭窄，新体系还应包括图书馆史、图书分类学内容，从而形成了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新体系。其内容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即图书整理学、图书馆管理学、图书分类学、图书馆史。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新体系吸收了19世纪初以来的研究成果，使图书馆学体系更完善了一些，尽管从他的图书馆学体系中还看不到图书馆学理论的应有地位，但对于图书馆学应用部分的安排更科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图书馆这一客体的基本内容，图书馆史也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19世纪是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时期，发展比较缓慢，以图书馆技术方法的应用为中心，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图书馆史，“史”也是理论的一种形态，但真正的图书馆原理没有出现，或很少出现。
1.2.2 20世纪是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时期
经过19世纪90多年的努力，图书馆学体系基本形成，20世纪则进入发展、完善、成熟的阶段。最显著的进步就是由单一的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进入到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或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阶段，不仅使人们知道图书馆工作怎样做，还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使图书馆学体系向科学化、规范化、成热化发展。尽管各种体系使用的语言、名词不大一致，但基本上都概括了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两个方面，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不只是这两个门类，而有第三或三个以上门类，但这类体系都包含有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两个基本门类。
20世纪的图书馆学体系是建立在一个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基础上，但其发展也是渐进式的。20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里，总体虽有所前进，但欧美仍没有跳出以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如1911年，美国图书馆学家、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校长普拉莫提出图书馆学的课程体系包括管理、技术、目录学及批判（即书刊选择与评价）等四个方面，并围绕这四个方面各开出了五、六门课程。20年代，德国的雷丁格尔（C.Leidingen）修订了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说，提出了以图书学、目录学、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史为中心内容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说。30年代，德国米考尔（Fritz Ylilkau，1859—1934）主编的《图书馆学大全》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提出图书馆学包括文字与书籍、图书馆行政、图书馆史、民众图书馆的体系结构。米考尔的体系结构中第一次出现了“民众图书馆”的分支学科，实际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专门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几十年是图书馆学体系大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的图书馆学者最为活跃，思想最开放，成果最多，贡献最大。首先提出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者是中国人，他们突破了19世纪欧美以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框架，使图书馆学体系更科学化。我在这里还想讲一点，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图书馆学论著中总有一种偏见，谈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体系时，虽然承认与国外有所不同，但总认为是沿袭外国的、移植西方的、参考外国的等等，不认为中国人有能力创新。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大有创新，其思想与成果都超过外国人。
1.2.2.1 杨昭哲的图书馆学体系
我国学者杨昭哲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图书馆学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的人。他在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再版）一书中说，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分类的多，通论的少，只适用于馆员参考，不足供一般人研究；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应用的多，原理的少，可只供应用。为此，他极力主张自编图书馆学著作，认为“为推广我国图书馆的学问起见，要使无论何人，一看就知道图书馆的原理和应用。”为此，在《图书馆学》一书中提出了图书馆学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见图1）。
附图
图
1.2.2.2 杜定友的图书馆学体系
我国著名学者杜定友（1898—1967），1925年出版《图书馆学通论》（商务印书馆版）一书，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见图2）。他把图书馆学分为专门的——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和附助的——与图书馆学有连带关系的学识两大部分。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又划分为理论方面和实用方面两部分。他认为“凡是成为专门的学科，至少要有两个根本的条件：第一是原理，第二是应用，而应用是根据于理论而来。”
附图
图2 杜定友1925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杜定友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既有可肯定的方面，也有值得商榷的方面。他把图书馆学称为专门的学识，划分为理论与实用两部分是正确的，在体系中的理论方面，他还明确列出“图书馆学之种种原理”和“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史”，这是过去体系中没有的，但把图书馆学的一些相关学科作为附助的列入图书馆学体系是不可取的。图书馆学体系是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只限于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不应把一些相关的、附助的学识列入体系：一是附助的内容不是图书馆学有机组成部分，不是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二是体系太庞杂；三是内容松散，不严谨，缺乏逻辑性；四是列入的相关学科不一定准确；五是影响了图书馆学专门学识的细化。杜氏的体系，若作为图书馆教育的课程体系则是可取的。
1.2.2.3 柯其纳的图书馆学体系
德国柯其纳（Joachim Kirchner）1931年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见图3）（台湾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图书馆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59）。
柯其纳的图书馆学体系是由“历史哲学的研究”和“管理方法与技术的研究”两部分组成，尽管有人称其为由“理论”与“实用”两部分组成，其实“历史哲学的研究”部分，只体现了“图书与藏书”的理论，而真正的“图书馆学理论”或“原理”在柯其纳的体系中并没有出现。从整个体系来看，科目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比较散乱，有些科目不应属于图书馆学体系，如“西洋文学之发展”、“西洋科学史”、“图书交易”等。
附图
图3 柯其纳1931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1.2.2.4 刘国钧的图书馆学体系
我国著名学者刘国钧（1898—1980）1934年出版了《图书馆学要旨》（中华书局版，1949年再版）一书。他在“例言”中写道：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图书馆学的原理，偏重理论阐发”。在书中他提出图书、人员、设备、方法是构成图书馆的四要素，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他以构成图书馆的四个要素为依据，提出了图书馆学体系（见图4）。
刘国钧的图书馆学体系，试图通过对图书馆四要素的分解、挖掘，建立起各种专门学问，从而拓展图书馆学的研究空间。其体系结构缜密，逻辑性强，层次分明，与前期的图书馆学体系比较更贴近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的实际，更具学术性、科学性。不足之处是图书学理论在体系中没有明显占据应有地位，尽管刘氏对“图书馆理论”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在体系结构有关各科目中也有所体现，但没有作为一个门类列出，使人感到该体系仍不算完善。
附图
图4 刘国钧1934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1.2.2.5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体系
1935年6月，《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7卷第2期发表李景新的《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一文，文章讨论了图书馆学的范围，认为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历史的图书馆学”和“系统的图书馆学”（见图5）。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体系是19世纪以来内容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图书馆学体系，也是比较标准的体系，它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体系比较，有了很大发展和进步，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体系的基础。它的特点：一是图书馆学理论处于重要地位；二是各类型图书馆学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三是初步形成了理论、技术方法、应用的三分法体系。不足之处是历史的图书馆学与理论的图书馆学分开，“历史”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本应二者合二为一。
附图
图5 李景新1935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1.2.2.6 俞爽迷的图书馆学体系
1936年，俞爽迷出版了《图书馆学通论》（中正书局版），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沿袭了杨昭哲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一书中提出的体系，从门类到分支学科、知识单元都基本一样，没有多大差别。笔者查对俞、杨体系，俞的体系比杨的体系多了“造纸史”，但少了“索引 《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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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体系促进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出现，而图书馆学教育的出现又促进了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德国格雷塞尔（Amim Graesel，1849-1917）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在189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纲要》一书中，对图书馆学体系提出一些新的内容，认为艾伯特——莫尔贝希的图书馆学体系过于狭窄，新体系还应包括图书馆史、图书分类学内容，从而形成了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新体系。其内容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即图书整理学、图书馆管理学、图书分类学、图书馆史。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新体系吸收了19世纪初以来的研究成果，使图书馆学体系更完善了一些，尽管从他的图书馆学体系中还看不到图书馆学理论的应有地位，但对于图书馆学应用部分的安排更科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图书馆这一客体的基本内容，图书馆史也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19世纪是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时期，发展比较缓慢，以图书馆技术方法的应用为中心，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图书馆史，“史”也是理论的一种形态，但真正的图书馆原理没有出现，或很少出现。
1.2.2 20世纪是图书馆学体系的发展时期
经过19世纪90多年的努力，图书馆学体系基本形成，20世纪则进入发展、完善、成熟的阶段。最显著的进步就是由单一的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进入到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或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阶段，不仅使人们知道图书馆工作怎样做，还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使图书馆学体系向科学化、规范化、成热化发展。尽管各种体系使用的语言、名词不大一致，但基本上都概括了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两个方面，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不只是这两个门类，而有第三或三个以上门类，但这类体系都包含有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两个基本门类。
20世纪的图书馆学体系是建立在一个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基础上，但其发展也是渐进式的。20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里，总体虽有所前进，但欧美仍没有跳出以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如1911年，美国图书馆学家、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校长普拉莫提出图书馆学的课程体系包括管理、技术、目录学及批判（即书刊选择与评价）等四个方面，并围绕这四个方面各开出了五、六门课程。20年代，德国的雷丁格尔（C.Leidingen）修订了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说，提出了以图书学、目录学、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史为中心内容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说。30年代，德国米考尔（Fritz Ylilkau，1859—1934）主编的《图书馆学大全》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提出图书馆学包括文字与书籍、图书馆行政、图书馆史、民众图书馆的体系结构。米考尔的体系结构中第一次出现了“民众图书馆”的分支学科，实际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专门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几十年是图书馆学体系大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的图书馆学者最为活跃，思想最开放，成果最多，贡献最大。首先提出理论与技术或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者是中国人，他们突破了19世纪欧美以技术方法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体系框架，使图书馆学体系更科学化。我在这里还想讲一点，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图书馆学论著中总有一种偏见，谈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体系时，虽然承认与国外有所不同，但总认为是沿袭外国的、移植西方的、参考外国的等等，不认为中国人有能力创新。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大有创新，其思想与成果都超过外国人。
1.2.2.1 杨昭哲的图书馆学体系
我国学者杨昭哲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图书馆学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的人。他在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再版）一书中说，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分类的多，通论的少，只适用于馆员参考，不足供一般人研究；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应用的多，原理的少，可只供应用。为此，他极力主张自编图书馆学著作，认为“为推广我国图书馆的学问起见，要使无论何人，一看就知道图书馆的原理和应用。”为此，在《图书馆学》一书中提出了图书馆学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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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昭哲1923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1.2.2.2 杜定友的图书馆学体系
我国著名学者杜定友（1898—1967），1925年出版《图书馆学通论》（商务印书馆版）一书，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见图2）。他把图书馆学分为专门的——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和附助的——与图书馆学有连带关系的学识两大部分。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又划分为理论方面和实用方面两部分。他认为“凡是成为专门的学科，至少要有两个根本的条件：第一是原理，第二是应用，而应用是根据于理论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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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杜定友1925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杜定友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既有可肯定的方面，也有值得商榷的方面。他把图书馆学称为专门的学识，划分为理论与实用两部分是正确的，在体系中的理论方面，他还明确列出“图书馆学之种种原理”和“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史”，这是过去体系中没有的，但把图书馆学的一些相关学科作为附助的列入图书馆学体系是不可取的。图书馆学体系是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只限于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不应把一些相关的、附助的学识列入体系：一是附助的内容不是图书馆学有机组成部分，不是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二是体系太庞杂；三是内容松散，不严谨，缺乏逻辑性；四是列入的相关学科不一定准确；五是影响了图书馆学专门学识的细化。杜氏的体系，若作为图书馆教育的课程体系则是可取的。
1.2.2.3 柯其纳的图书馆学体系
德国柯其纳（Joachim Kirchner）1931年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见图3）（台湾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图书馆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59）。
柯其纳的图书馆学体系是由“历史哲学的研究”和“管理方法与技术的研究”两部分组成，尽管有人称其为由“理论”与“实用”两部分组成，其实“历史哲学的研究”部分，只体现了“图书与藏书”的理论，而真正的“图书馆学理论”或“原理”在柯其纳的体系中并没有出现。从整个体系来看，科目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比较散乱，有些科目不应属于图书馆学体系，如“西洋文学之发展”、“西洋科学史”、“图书交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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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柯其纳1931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1.2.2.4 刘国钧的图书馆学体系
我国著名学者刘国钧（1898—1980）1934年出版了《图书馆学要旨》（中华书局版，1949年再版）一书。他在“例言”中写道：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图书馆学的原理，偏重理论阐发”。在书中他提出图书、人员、设备、方法是构成图书馆的四要素，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他以构成图书馆的四个要素为依据，提出了图书馆学体系（见图4）。
刘国钧的图书馆学体系，试图通过对图书馆四要素的分解、挖掘，建立起各种专门学问，从而拓展图书馆学的研究空间。其体系结构缜密，逻辑性强，层次分明，与前期的图书馆学体系比较更贴近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的实际，更具学术性、科学性。不足之处是图书学理论在体系中没有明显占据应有地位，尽管刘氏对“图书馆理论”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在体系结构有关各科目中也有所体现，但没有作为一个门类列出，使人感到该体系仍不算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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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刘国钧1934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1.2.2.5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体系
1935年6月，《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7卷第2期发表李景新的《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一文，文章讨论了图书馆学的范围，认为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历史的图书馆学”和“系统的图书馆学”（见图5）。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体系是19世纪以来内容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图书馆学体系，也是比较标准的体系，它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体系比较，有了很大发展和进步，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体系的基础。它的特点：一是图书馆学理论处于重要地位；二是各类型图书馆学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三是初步形成了理论、技术方法、应用的三分法体系。不足之处是历史的图书馆学与理论的图书馆学分开，“历史”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本应二者合二为一。
附图
图5 李景新1935年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
1.2.2.6 俞爽迷的图书馆学体系
1936年，俞爽迷出版了《图书馆学通论》（中正书局版），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沿袭了杨昭哲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一书中提出的体系，从门类到分支学科、知识单元都基本一样，没有多大差别。笔者查对俞、杨体系，俞的体系比杨的体系多了“造纸史”，但少了“索引 《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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