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
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林泉野记》的文字与《中兴姓氏录》相近，此处不再重复摘录。依据秦桧自述与另外三书的记载，可知秦桧归宋时，确是“囊橐”甚丰，“厚载”本身就有可疑的成份。
关于何宗礼先生的第四条疑问，即“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从秦桧自撰的《北征纪实》中，只怕难以寻找答案。因为从今存互相矛盾的记载看，秦桧前后说法不一，其实是谎话不圆，而不得不屡易其说，而《北征纪实》则是最后的定稿。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９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载：
“秦桧入见。……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翊日引对。”
何宗礼先生说“宋代国史及秦桧《北征纪实》皆言桧借故逃脱”，其实，宋代的官史除会要外，都已佚失，但上引《要录》的记载，应视为今存较原始者，何宗礼先生似不应视而不见。此外，《宋史》卷４７３《秦桧传》大致是抄自南宋修撰的纪传体《中兴四朝国史》，此传说：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何）、（孙）傅、①《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４
（司马）朴同拘，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
由此可知，如果秦桧的南归之说最初就讲得合情合理，就没有那么多人引起怀疑了。何宗礼先生对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提出的第四条疑问，正在于自己没有认真阅读史料。《卢溪文集》卷４７《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载，向子 对胡安国说：
“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若是乎！”①
研究秦桧南归，必须涉及他被俘北上，前后跨四个年度的相关记载。何忠礼先生写道：“尔后，金太宗‘高其节’，以赐其弟左监军挞懒为任用。”“高其节”三字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的正文。尽管是古代史书上的原文，但作者的倾向性还是十分明显。实际上，“高其节”当然是不准确的，准确的用语应是“变节”。同时被俘的宋朝官员到北方后，都守节不屈，而秦桧却是唯一的例外。《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载：
“（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十月，虏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惟秦桧依达懒，居留弗遣。”
时显州已升广宁府，②此处仍沿用旧名，为今东北辽宁北镇县。陈过庭等人被流放到那里受苦，唯独秦桧却“依达懒”，而留在号称“东朝廷”所在地的燕京。③这是被俘宋人的记录，可见秦桧在充当俘虏当年，即很快变节投敌。《鄂国金?续编》卷２０《鄂王传》记述秦桧的事迹，固然有综合其他记载的成份，此处不必赘录，单引不见于他书的一条记录：
“亲王（郓王赵）楷府卒有自虏中逃归者，时虏方来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吴，尝言之蜀人，谓兀术尝招桧饮，其家亦与焉。兀术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桧夫妇得归， 嗟叹，亦有掩泣者，兀术曰：‘汝辈安得比秦中丞家！’”
完颜兀术是以主战著称的，秦桧居然成了他家的座上客，与“左右侍酒”的赵宋“贵戚王公之姬妾”适成鲜明对照，亦足见秦桧在女真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洪适（音kuo）所撰其父洪皓行状，今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１和《盘洲文集》卷７４《先君述》，①此条为《要录》卷１３６绍兴十年六月乙丑所引用。《要录》作向子 。②《金史》卷２４《地理志》。③“东朝廷”之说见《会编》卷４５《金虏节要》。
５洪皓是个被誉媲美苏武的宋使，据行状说：
“初，虏围楚州，久不下。时秦留粘罕所，虏使之草檄谕降，有室 者在军，知状。先君与秦语及虏事，因曰：‘忆室 否，别时，托寄声。’秦色变而罢。明日，侍御史李文会论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饶州。”
此段记载的错误，在于说“秦留粘罕所”，按金朝攻楚州的主将是完颜挞懒，应是在完颜挞懒手下充任用和参谋军事时，为金人草檄。从前引《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的记载看来，秦桧是一直在“东朝廷”完颜挞懒手下，而未到云中的“西朝廷”完颜粘罕那里。当时完颜兀术也是燕京“东朝廷”，故有设宴款待的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也针对此段记事说：“时粘罕在云中，何由使草檄，或即挞懒使之。”尽管此条记载有误，但秦桧为金人“草檄谕降”，应是事实。楚州之战是建炎时最英勇、最悲壮的保卫战之一，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义不苟生，与秦桧的行为适成鲜明对照。《鄂国金?续编》卷２０《鄂王传》又有所补充，说：
“或言桧尝为虏酋作檄文，有指斥语。”
所谓“指斥”，即“指斥乘舆”之缩写，即檄文中有斥骂宋高宗的言语。与上引几条记载不同者，是宋使张邵归来后的上奏。《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２张邵行实说：
“其见挞懒于昌邑也，遇秦丞相间行南归，班荆路隅，泣涕相勉，词气奋烈，秦公为之侧目。”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９绍兴十九年四月丙寅有张邵上奏：
“唯师臣桧蕴精深高世之识，灼见南、北两朝事体，别白利害，力赞陛下兼爱赤子，敦讲和好，用息兵靖难，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异类亦能知之；非特史能书之，党庠家塾、杂记小说亦能书之。顾有阴功隐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请得言之焉。臣于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敌军，适逢桧于路，策蹇衣褐，有憔悴色，盖被执而训童蒙，以给朝夕。亦犹苏武食窖中毡雪，赖以活其命，留为今日中兴之用。其后臣益北徙，至金所谓中京者，已而二圣稍东，有随驾医官七、八辈，因留而居，一日，过臣言：‘秦中丞已间行南归矣。’有荥（荣）州团练使李子厚言：‘秦公曾为徽宗皇帝撰长书，抵金帅粘罕，引大义以谯责之，粘罕有惭色。’②及臣南归渡江，有为臣言，曾有自金传写，得其书稿观之者，今士①《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２５《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有类似记载。②《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２５《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说：“桧在中京，尝代徽宗皇帝移书粘罕，述海上盟约及讲和利害，结好基此。”此处说秦桧为宋徽宗“移书”的地点是在中京，但从上引张邵奏看来，并无中京的地点。
６
大夫间往往有之。臣亲见子厚言其事如此，则知桧昔在金固有阴功隐德，及于天下社稷者多矣，特耻自炫，不欲言于人，是以世不得知之。”
从此段文字看来，张邵拍“师臣秦桧”马屁之意，已跃然纸上。在张邵被金人放回之初，曾建议迎请宋钦宗，因此得罪秦桧，被言官弹劾而一度贬黜。①此次上奏，无非是为利欲所驱使。其中叙述秦桧“策蹇衣褐”等情况，就很难认为是可信的。史称张邵“自楚州渡淮，则逢金军，遂见左监军完颜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桧在焉”。②昌邑是潍州的属县。《宋史》卷３７３《张邵传》说：“初，使金时，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议者以是少之。”但若对张邵此份上奏进行分析，却也可推知了一个基本史实，即自秦桧变节降金后，就一直追随着完颜挞懒，完颜挞懒到潍州，他也跟随到潍州，所以才能在那里见到出使的张邵。至于张邵行实说他出使时，“遇秦丞相间行南归”，显然是不确的，张邵出使在建炎三年，而秦桧南归在建炎四年，应以张邵本人的上奏为准。他是到达中京大定府后，才得知秦桧“南归”的。③
关于张邵奏中提及的秦桧为被俘的宋徽宗起草上完颜粘罕书，其实是摇尾乞怜之词，但各书记载不一，或说是宋徽宗起草，经秦桧修改，或说是秦桧起草，此事后来在秦桧上奏中也承认，在此不必多论。④按《宋史》卷４７３《秦桧传》之说，宋徽宗的上书是“桧以厚赂达粘罕”，此说其实也反映了秦桧在金朝的特殊地位。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疑点，是秦桧南归时携带的“亲信高益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抄录了《中兴遗史》，并说明其正文系“以赵 之《遗史》及桧《北征纪实》参修”。《要录》的文字经清人篡改，今查对《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４２，其中关于秦桧南归的叙事，其实就是照抄《中兴遗史》，而未经清人篡改。原文太长，而且比《要录》注中详细，今仅摘录直接的记事于下：
“桧为任用，又随行作参谋军事，又为随军转运使，在孙村浦寨中。楚州陷，孙村浦寨金人纷纷争趋入楚州。桧常以梢工孙静为可与语，遂密约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妻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登小舟，令静挂席而去。”①《会编》卷２２２张邵行实，《要录》卷１４９绍兴十三年八月庚子，丁未，卷１５０绍兴十三年九月丁卯，《齐东野语》卷１３《张才彦》。②《要录》卷２８建炎三年九月丙辰。③《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说：“苟如张邵所奏，谓桧自中京间行南归，则无是理。”按张邵奏并无此说，此是李心传读书粗心所致，④《会编》卷２１１《北狩行录》，卷２２０《中兴遗史》，《要录》卷１６建炎二年六月，卷１６５绍兴二十三年七月戊戌。
７
依《中兴遗史》之说，秦桧与陈过庭等其他被俘官员不同，确是变节降敌，但又是在楚州逃归的。《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９７另引一段《中兴遗史》：
“初，秦桧在虏中，与挞懒相善。桧还朝为宰 《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62894.html
关于何宗礼先生的第四条疑问，即“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从秦桧自撰的《北征纪实》中，只怕难以寻找答案。因为从今存互相矛盾的记载看，秦桧前后说法不一，其实是谎话不圆，而不得不屡易其说，而《北征纪实》则是最后的定稿。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９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载：
“秦桧入见。……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翊日引对。”
何宗礼先生说“宋代国史及秦桧《北征纪实》皆言桧借故逃脱”，其实，宋代的官史除会要外，都已佚失，但上引《要录》的记载，应视为今存较原始者，何宗礼先生似不应视而不见。此外，《宋史》卷４７３《秦桧传》大致是抄自南宋修撰的纪传体《中兴四朝国史》，此传说：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何）、（孙）傅、①《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４
（司马）朴同拘，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
由此可知，如果秦桧的南归之说最初就讲得合情合理，就没有那么多人引起怀疑了。何宗礼先生对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提出的第四条疑问，正在于自己没有认真阅读史料。《卢溪文集》卷４７《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载，向子 对胡安国说：
“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若是乎！”①
研究秦桧南归，必须涉及他被俘北上，前后跨四个年度的相关记载。何忠礼先生写道：“尔后，金太宗‘高其节’，以赐其弟左监军挞懒为任用。”“高其节”三字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的正文。尽管是古代史书上的原文，但作者的倾向性还是十分明显。实际上，“高其节”当然是不准确的，准确的用语应是“变节”。同时被俘的宋朝官员到北方后，都守节不屈，而秦桧却是唯一的例外。《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载：
“（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十月，虏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惟秦桧依达懒，居留弗遣。”
时显州已升广宁府，②此处仍沿用旧名，为今东北辽宁北镇县。陈过庭等人被流放到那里受苦，唯独秦桧却“依达懒”，而留在号称“东朝廷”所在地的燕京。③这是被俘宋人的记录，可见秦桧在充当俘虏当年，即很快变节投敌。《鄂国金?续编》卷２０《鄂王传》记述秦桧的事迹，固然有综合其他记载的成份，此处不必赘录，单引不见于他书的一条记录：
“亲王（郓王赵）楷府卒有自虏中逃归者，时虏方来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吴，尝言之蜀人，谓兀术尝招桧饮，其家亦与焉。兀术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桧夫妇得归， 嗟叹，亦有掩泣者，兀术曰：‘汝辈安得比秦中丞家！’”
完颜兀术是以主战著称的，秦桧居然成了他家的座上客，与“左右侍酒”的赵宋“贵戚王公之姬妾”适成鲜明对照，亦足见秦桧在女真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洪适（音kuo）所撰其父洪皓行状，今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１和《盘洲文集》卷７４《先君述》，①此条为《要录》卷１３６绍兴十年六月乙丑所引用。《要录》作向子 。②《金史》卷２４《地理志》。③“东朝廷”之说见《会编》卷４５《金虏节要》。
５洪皓是个被誉媲美苏武的宋使，据行状说：
“初，虏围楚州，久不下。时秦留粘罕所，虏使之草檄谕降，有室 者在军，知状。先君与秦语及虏事，因曰：‘忆室 否，别时，托寄声。’秦色变而罢。明日，侍御史李文会论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饶州。”
此段记载的错误，在于说“秦留粘罕所”，按金朝攻楚州的主将是完颜挞懒，应是在完颜挞懒手下充任用和参谋军事时，为金人草檄。从前引《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的记载看来，秦桧是一直在“东朝廷”完颜挞懒手下，而未到云中的“西朝廷”完颜粘罕那里。当时完颜兀术也是燕京“东朝廷”，故有设宴款待的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也针对此段记事说：“时粘罕在云中，何由使草檄，或即挞懒使之。”尽管此条记载有误，但秦桧为金人“草檄谕降”，应是事实。楚州之战是建炎时最英勇、最悲壮的保卫战之一，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义不苟生，与秦桧的行为适成鲜明对照。《鄂国金?续编》卷２０《鄂王传》又有所补充，说：
“或言桧尝为虏酋作檄文，有指斥语。”
所谓“指斥”，即“指斥乘舆”之缩写，即檄文中有斥骂宋高宗的言语。与上引几条记载不同者，是宋使张邵归来后的上奏。《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２张邵行实说：
“其见挞懒于昌邑也，遇秦丞相间行南归，班荆路隅，泣涕相勉，词气奋烈，秦公为之侧目。”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９绍兴十九年四月丙寅有张邵上奏：
“唯师臣桧蕴精深高世之识，灼见南、北两朝事体，别白利害，力赞陛下兼爱赤子，敦讲和好，用息兵靖难，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异类亦能知之；非特史能书之，党庠家塾、杂记小说亦能书之。顾有阴功隐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请得言之焉。臣于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敌军，适逢桧于路，策蹇衣褐，有憔悴色，盖被执而训童蒙，以给朝夕。亦犹苏武食窖中毡雪，赖以活其命，留为今日中兴之用。其后臣益北徙，至金所谓中京者，已而二圣稍东，有随驾医官七、八辈，因留而居，一日，过臣言：‘秦中丞已间行南归矣。’有荥（荣）州团练使李子厚言：‘秦公曾为徽宗皇帝撰长书，抵金帅粘罕，引大义以谯责之，粘罕有惭色。’②及臣南归渡江，有为臣言，曾有自金传写，得其书稿观之者，今士①《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２５《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有类似记载。②《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２５《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说：“桧在中京，尝代徽宗皇帝移书粘罕，述海上盟约及讲和利害，结好基此。”此处说秦桧为宋徽宗“移书”的地点是在中京，但从上引张邵奏看来，并无中京的地点。
６
大夫间往往有之。臣亲见子厚言其事如此，则知桧昔在金固有阴功隐德，及于天下社稷者多矣，特耻自炫，不欲言于人，是以世不得知之。”
从此段文字看来，张邵拍“师臣秦桧”马屁之意，已跃然纸上。在张邵被金人放回之初，曾建议迎请宋钦宗，因此得罪秦桧，被言官弹劾而一度贬黜。①此次上奏，无非是为利欲所驱使。其中叙述秦桧“策蹇衣褐”等情况，就很难认为是可信的。史称张邵“自楚州渡淮，则逢金军，遂见左监军完颜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桧在焉”。②昌邑是潍州的属县。《宋史》卷３７３《张邵传》说：“初，使金时，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议者以是少之。”但若对张邵此份上奏进行分析，却也可推知了一个基本史实，即自秦桧变节降金后，就一直追随着完颜挞懒，完颜挞懒到潍州，他也跟随到潍州，所以才能在那里见到出使的张邵。至于张邵行实说他出使时，“遇秦丞相间行南归”，显然是不确的，张邵出使在建炎三年，而秦桧南归在建炎四年，应以张邵本人的上奏为准。他是到达中京大定府后，才得知秦桧“南归”的。③
关于张邵奏中提及的秦桧为被俘的宋徽宗起草上完颜粘罕书，其实是摇尾乞怜之词，但各书记载不一，或说是宋徽宗起草，经秦桧修改，或说是秦桧起草，此事后来在秦桧上奏中也承认，在此不必多论。④按《宋史》卷４７３《秦桧传》之说，宋徽宗的上书是“桧以厚赂达粘罕”，此说其实也反映了秦桧在金朝的特殊地位。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疑点，是秦桧南归时携带的“亲信高益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抄录了《中兴遗史》，并说明其正文系“以赵 之《遗史》及桧《北征纪实》参修”。《要录》的文字经清人篡改，今查对《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４２，其中关于秦桧南归的叙事，其实就是照抄《中兴遗史》，而未经清人篡改。原文太长，而且比《要录》注中详细，今仅摘录直接的记事于下：
“桧为任用，又随行作参谋军事，又为随军转运使，在孙村浦寨中。楚州陷，孙村浦寨金人纷纷争趋入楚州。桧常以梢工孙静为可与语，遂密约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妻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登小舟，令静挂席而去。”①《会编》卷２２２张邵行实，《要录》卷１４９绍兴十三年八月庚子，丁未，卷１５０绍兴十三年九月丁卯，《齐东野语》卷１３《张才彦》。②《要录》卷２８建炎三年九月丙辰。③《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说：“苟如张邵所奏，谓桧自中京间行南归，则无是理。”按张邵奏并无此说，此是李心传读书粗心所致，④《会编》卷２１１《北狩行录》，卷２２０《中兴遗史》，《要录》卷１６建炎二年六月，卷１６５绍兴二十三年七月戊戌。
７
依《中兴遗史》之说，秦桧与陈过庭等其他被俘官员不同，确是变节降敌，但又是在楚州逃归的。《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９７另引一段《中兴遗史》：
“初，秦桧在虏中，与挞懒相善。桧还朝为宰 《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