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

相，知挞懒封鲁王。桧欲间挞懒，使贰，乃令高益恭赍书与挞懒。益恭者，燕人，与桧通心腹，随桧随朝。桧授以承信郎，令赍书贺挞懒封鲁〔王〕，劝挞懒就封，以治鲁地，且己为南朝宰相，〔可〕以相应。令刘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刘令（冷？）庄金人寨，取投（交收）文字。光世令涟水军山寨统领官王勋，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据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杀勋。光世以承信郎借补勋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书，为人所告，金人遂杀挞懒一族良贱八百余口，而益恭以烹死。”

此段文字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３０绍兴九年七月己卯朔注。李心传只是在注中说：“祝友据楚州绍兴初，去此已久，恐必有误。”按秦桧初相是在绍兴元年至二年，完颜挞懒是在“天会十五年，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①天会十五年即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刘光世军其时早已改为驻守淮西，他又于当年罢兵权。秦桧是在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再相，完颜挞懒又在天眷二年，即绍兴九年（公元１１３９）的政变中被杀。由此可知《中兴遗史》记载之差误。但《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７２引秦桧绍兴五年上奏，却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臣顷归朝廷，妄进狂瞽，令刘光世通书虏酋，说其利害，以为得地则归（刘）豫，失亡则在虏。即蒙陛下听纳施行，不旋踵，虏果退师。……继海州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尝妄议，俾携酋长书归，谕以立国之体，当明逆顺，助豫则叛者得利，金国何以统众，款本朝，则河南之地自非金国所欲，若渊圣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约，岂敢睥睨。又明言不当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书，俾益恭北还。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来归，后所遣使，始不拘留。”②

秦桧所说“令刘光世通书虏酋”是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他归宋后不久的事，有北京图书馆藏《　王刘公家传》卷３为证。他所说“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来归”，是指绍兴二年（公元１１３２）金人放回宋使王伦的事。由此推算，“俾益恭北还”的时间大致是在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至二年，大约是秦桧初次任相期间。完颜挞懒被杀是在高益恭归金后七、八年的事，从今存各种记载看来，当然与高益恭投书无关。①《金史》卷４《熙宗纪》，卷７７《挞懒传》。②《会编》说此奏上于绍兴七年，今据《要录》卷８７绍兴五年三月考证，应上于绍兴五年。③《会编》卷１４２，《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中兴遗史》。

８

秦桧被俘北上时，“小奴砚童与婢兴儿、御史街司翁顺”随行。③他归宋时，除了上述三人外，又增加了“燕人”“亲信高益恭”。但秦桧奏中却说是“海州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当时将原辽朝统治区的汉人称“汉儿”。秦桧把高益恭带到南方，又放回北方，并且诡称他只是被俘者，而不承认此人是自己带回的“亲信”，这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当然也是一大疑点。

研究历史，忌讳孤证，尤其不能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这是一条常识性的通则。上引一些与何宗礼先生论点相悖的史料和论证，并不是新论，早见于邓广铭先生《岳飞传》（增订本）、刘子健先生的《秦桧的亲友》以及笔者的一些论著中。何宗礼先生主要是注意了《老学庵笔记》的孤证，似乎是对秦桧不是奸细提出了新说，但由于对上述史料和论证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怕就难以成为有力的新说。

正如本文在开头所说，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详实的历史记录，反而应是怪事。但若能分析以上所述的各种疑点，包括“其后虏使李永寿、王诩来，议七事，第一事欲尽取北人，与桧二策合”，①人们判断秦桧是奸细，大致是没有冤枉他的。当绍兴八年，秦桧独相，力主对金屈辱和议时，临安府有百姓出榜帖：

“秦相公是细作！”②

常言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足以反映当时民众对秦桧身份的评判。但既然传世的史料不可能提供秦桧是奸细的过硬证据，就留下了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空间。本文论证如有不当，欢迎徐规先生、何宗礼先生或其他同行批评和指正。①《鄂国金?续编》卷２０《鄂王传》。②《朱子语类》卷１３１，《朱文公文集》卷９７朱松行状

《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