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真寺文化浅论
登洲的四传弟子常志美、李延龄倡导的一个经学学派，其经学风格是博而熟。即阿拉伯语、波斯语兼学并重。
此外，还有云南派等。
早期经堂教育突出成就是：人材辈出，群星灿烂。在《经学系传谱》一书中赵灿评价“吾清定鼎以来，学者之多，人才之盛，宛如列星。”最具代表性的经师有：
胡登洲，经堂教育的倡导者，被尊称“大师”。
常志美，字蕴华，11岁进寺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学成后在济宁设帐于顺河清真寺。为经堂教育山东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马联元，云南新兴人，经学世家。幼随父念经，兼学国文。后随舅父赴麦加。并游学土耳其、伊拉克，学习《古兰经》读法等课程。回国后广招生徒，提倡中阿并授。经堂教育的历史阶段
（一）形成阶段
明朝中叶，胡登洲首先在陕西西安开始招收若干弟子于家中，传授伊斯兰教知识，后移至清真寺办学。这时只是经营教育的初期和雏型，仍没有大规模地形成一种制度。
经堂教育首先在陕西兴起，这绝非偶然。陕西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为十四朝古都。同时，这里是伊斯兰教传人最早的地方。也是穆斯林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陕西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最快、最兴盛的地区。
（二）发展阶段
在胡登洲的培养和教育下，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人才辈出，纷纷设帐讲学。从而为中国实施经堂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经堂教育逐渐发展成一种伊斯兰教育制度。此阶段寺院经堂教育已遍布全国不少地方。在山东、云南、东南沿海等地也有较大规模的经堂教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陕西派、山东派、云南派等。出现了象冯先生、海先生、常志美等一大批著名经师。
（三）繁荣阶段
这个时期的经堂教育，各地已逐步形成各自的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是云南派和金陵派中刘智、马注等人，翻译了大量典籍和经堂教材。
在云南，以马复初、马联元为代表的云南派，他们从国外游学而归，设帐开学，著书译作，翻译题材涉及广泛。由宗教哲学、宗教典制扩大到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并开始《古兰经》的汉译。马复初所译《宝命真经直解》是中国首部汉泽《古兰经》。
正如著名学者张秉择说：“也正是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造就了一批批著名伊斯兰学者……这也是经堂教育的成果之一。”经堂教育的特点和历史贡献
经堂教育的特点
中国伊期兰经堂教育历尽沧桑，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直到今天还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经堂教育不仅具有正确的办学方针，同时，是因为中国经堂教育长期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特色：
一、搬请开学阿訇制度
经堂教育实行聘任制，能开学教学的清真寺都需聘任开学阿匐。经堂教育选拔师资十分严格。做为经师除了“传道授业”外，还必须具有高尚情操，在穆斯林中起表率作用。
二、口传心授 教学严谨
这是传统的经堂教育的一个特点，首先教学采用单一逐人式，实行以学科为单位，因材施教，不强调统一，不分年龄长幼，经堂教育的教学循序渐进，分初、中、高三个阶段。初级教育以精通阿拉伯语语法做为主修课，接着再读阿语修辞学；中级阶段首先学伊斯兰教信仰学纲要，接着学习教法学，这样大约经过5—7年，学生可逐步担任伊玛目率领大众礼拜；高级阶段课程主要是学习《古兰经》注释及《凯俩目》。
三、学规严厉 勤奋攻读
经堂一般对经生有一定的规章和学规。对经生的学习、生活、作风都有严格要求，经堂学生多不计环境优劣，一心只埋头于学业，天天都在学习。晨礼后由阿匐讲经，晌礼后学生向老师复述当天的新课，昏礼后至霄礼为复习时间，霄礼后要学习至深夜。
四、经堂语和小儿锦
经堂语是用于经堂解释经典的一种语辞。它是经师在经堂教学中专为清真寺哈里发编制的一种翻译方法。它是汉语式的宗教语文。它是由夹杂有大量阿拉伯语词而以汉语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一般汉语的宗教专用语。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适应于口头讲授，对于每一种语法关系都有相应的口气，能准确无误地掌握原著的字、词的意义和语法结构，使翻译出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那么准确，达意，紧紧相扣。
小儿锦是对通用汉语而不识汉文的阿訇、经生用汉语拼音，并包涵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词汇而加以拼写的拼音文字，小儿锦是伴随着经堂语教学相继出现的产物。 经堂教育的历史贡献经堂教育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特殊教育形式。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具体表现在：
一、经堂教育为在中国宣传和弘扬伊斯兰文化做出重要贡献。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推崇佛教和道教的国家。明清统治者实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把伊斯兰教视为“旁门左道”而加以排斥和抑制。同时，还在回族地区设义学，强迫穆斯林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其结果出现了“经文匿乏，学人寥落”的状况。伊斯兰文化面临几近断裂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经堂教育，通过对教义学、认主学、教法学、经注学、圣训学和有关的语言学、语法学、逻辑学等系统讲授，使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重新确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伊斯兰文化得以在一个儒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代代相传、声声不息，经久不衰。与此同时，包含着独特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经济制度的伊斯兰文化，从另一个侧面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文化称谓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一种更加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
二、经堂教育的倡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经师、伊斯兰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经堂教育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阿匐、经师和学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穆斯林。许多经堂教育培养的人才成为回族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张中等都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者。他们还以“以儒诠经”的独特尝试，促进了伊期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近代的马明心、马来迟、马果园、马启西等一批著名阿訇，既是某一派别的宗教领袖，又是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们不但主持日常的宗教活动，而且还常奔走呼号，传经布道，活跃于穆斯林社会。遇到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时往往振臂一挥，率领穆斯林群众进行反抗，为振奋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生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唐宋时期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极为繁荣。后来由于经堂教育的薄弱和消失，伊斯兰文化也随着销声匿迹。今天，我们在那里只见一些断壁残垣和博物馆里的文化珍品，而不见穆斯林文化活生生的载体。从中也可以反证出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
三、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宗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结合，它促进了伊斯兰教育的民族化。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穆斯林的宗教教育，除了其共同特点外，还有其自己的特点，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民族文化传统，语言和环境等。中国内地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在回族等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共性的东西居多，因为那时多数经师、阿匐来自境外，他们受的教育自然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然而，在十四世纪回族形成之后，回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密切相关，同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随之孕育而生。经堂语和“小尔锦”的作用是宗教民族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胡太师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回族形成后的新变化。
胡登洲“课习儒学”使伊、儒贯通一家，以儒论经，更好地阐扬伊斯兰教义理。实现了两种文化的结合。十七世纪开始兴起的汉文译著活动是中国穆斯林宗教教育的继续深人和发展。汉文译著活动的参加者多是具体教育培养出的杰出人材，是胡登洲的再传弟子，他们能采取“以儒诠经”的方法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哲学体系。事实证明，伊斯兰教育的本地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堂教育为在中国宣传和弘扬伊斯兰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它的倡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经师、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它还是中国伊斯兰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结合，它促进了伊斯兰教育的民族化。
经堂教育做为中国清真寺教育文化的主要形式，也受到了时代的冲击，当今，中国清真寺教育也在逐步地发生着变化。除少数地区仍坚持经堂教育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清真寺教育都从课本、内容、授课形式上做了大幅的调整。河南、陕西、山西以及西北地区的清真寺引进了阿拉伯国家大学的教材，并开授阿语语文等课，有的清真寺还实行了课堂制，有的清真寺还开设了电脑、英语等课，并聘请教授或留学归国的学生任教，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师傅带十几个徒弟的形式，实行多师多课，逐步向正规教育靠扰。这些都是清真寺教育面临时代的挑战进行改革调整的尝试。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清真寺的教育也会逐步趋于完善，与社会接轨，并不断地培养伊斯兰教人才，为伊斯兰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注人新的血液。
建筑文化
建筑艺术与建筑风格是一种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一种文化，中国清真寺的建筑恰恰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一个见证之一。中国清真寺建筑大体可分为两大体系：一类是以木结构为主、羽翼式造型的 《中国清真寺文化浅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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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云南派等。
早期经堂教育突出成就是：人材辈出，群星灿烂。在《经学系传谱》一书中赵灿评价“吾清定鼎以来，学者之多，人才之盛，宛如列星。”最具代表性的经师有：
胡登洲，经堂教育的倡导者，被尊称“大师”。
常志美，字蕴华，11岁进寺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学成后在济宁设帐于顺河清真寺。为经堂教育山东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马联元，云南新兴人，经学世家。幼随父念经，兼学国文。后随舅父赴麦加。并游学土耳其、伊拉克，学习《古兰经》读法等课程。回国后广招生徒，提倡中阿并授。经堂教育的历史阶段
（一）形成阶段
明朝中叶，胡登洲首先在陕西西安开始招收若干弟子于家中，传授伊斯兰教知识，后移至清真寺办学。这时只是经营教育的初期和雏型，仍没有大规模地形成一种制度。
经堂教育首先在陕西兴起，这绝非偶然。陕西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为十四朝古都。同时，这里是伊斯兰教传人最早的地方。也是穆斯林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陕西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最快、最兴盛的地区。
（二）发展阶段
在胡登洲的培养和教育下，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人才辈出，纷纷设帐讲学。从而为中国实施经堂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经堂教育逐渐发展成一种伊斯兰教育制度。此阶段寺院经堂教育已遍布全国不少地方。在山东、云南、东南沿海等地也有较大规模的经堂教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陕西派、山东派、云南派等。出现了象冯先生、海先生、常志美等一大批著名经师。
（三）繁荣阶段
这个时期的经堂教育，各地已逐步形成各自的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是云南派和金陵派中刘智、马注等人，翻译了大量典籍和经堂教材。
在云南，以马复初、马联元为代表的云南派，他们从国外游学而归，设帐开学，著书译作，翻译题材涉及广泛。由宗教哲学、宗教典制扩大到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并开始《古兰经》的汉译。马复初所译《宝命真经直解》是中国首部汉泽《古兰经》。
正如著名学者张秉择说：“也正是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造就了一批批著名伊斯兰学者……这也是经堂教育的成果之一。”经堂教育的特点和历史贡献
经堂教育的特点
中国伊期兰经堂教育历尽沧桑，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直到今天还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经堂教育不仅具有正确的办学方针，同时，是因为中国经堂教育长期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特色：
一、搬请开学阿訇制度
经堂教育实行聘任制，能开学教学的清真寺都需聘任开学阿匐。经堂教育选拔师资十分严格。做为经师除了“传道授业”外，还必须具有高尚情操，在穆斯林中起表率作用。
二、口传心授 教学严谨
这是传统的经堂教育的一个特点，首先教学采用单一逐人式，实行以学科为单位，因材施教，不强调统一，不分年龄长幼，经堂教育的教学循序渐进，分初、中、高三个阶段。初级教育以精通阿拉伯语语法做为主修课，接着再读阿语修辞学；中级阶段首先学伊斯兰教信仰学纲要，接着学习教法学，这样大约经过5—7年，学生可逐步担任伊玛目率领大众礼拜；高级阶段课程主要是学习《古兰经》注释及《凯俩目》。
三、学规严厉 勤奋攻读
经堂一般对经生有一定的规章和学规。对经生的学习、生活、作风都有严格要求，经堂学生多不计环境优劣，一心只埋头于学业，天天都在学习。晨礼后由阿匐讲经，晌礼后学生向老师复述当天的新课，昏礼后至霄礼为复习时间，霄礼后要学习至深夜。
四、经堂语和小儿锦
经堂语是用于经堂解释经典的一种语辞。它是经师在经堂教学中专为清真寺哈里发编制的一种翻译方法。它是汉语式的宗教语文。它是由夹杂有大量阿拉伯语词而以汉语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一般汉语的宗教专用语。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适应于口头讲授，对于每一种语法关系都有相应的口气，能准确无误地掌握原著的字、词的意义和语法结构，使翻译出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那么准确，达意，紧紧相扣。
小儿锦是对通用汉语而不识汉文的阿訇、经生用汉语拼音，并包涵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词汇而加以拼写的拼音文字，小儿锦是伴随着经堂语教学相继出现的产物。 经堂教育的历史贡献经堂教育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特殊教育形式。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具体表现在：
一、经堂教育为在中国宣传和弘扬伊斯兰文化做出重要贡献。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推崇佛教和道教的国家。明清统治者实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把伊斯兰教视为“旁门左道”而加以排斥和抑制。同时，还在回族地区设义学，强迫穆斯林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其结果出现了“经文匿乏，学人寥落”的状况。伊斯兰文化面临几近断裂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经堂教育，通过对教义学、认主学、教法学、经注学、圣训学和有关的语言学、语法学、逻辑学等系统讲授，使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重新确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伊斯兰文化得以在一个儒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代代相传、声声不息，经久不衰。与此同时，包含着独特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经济制度的伊斯兰文化，从另一个侧面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文化称谓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一种更加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
二、经堂教育的倡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经师、伊斯兰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经堂教育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阿匐、经师和学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穆斯林。许多经堂教育培养的人才成为回族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张中等都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者。他们还以“以儒诠经”的独特尝试，促进了伊期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近代的马明心、马来迟、马果园、马启西等一批著名阿訇，既是某一派别的宗教领袖，又是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们不但主持日常的宗教活动，而且还常奔走呼号，传经布道，活跃于穆斯林社会。遇到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时往往振臂一挥，率领穆斯林群众进行反抗，为振奋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生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唐宋时期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极为繁荣。后来由于经堂教育的薄弱和消失，伊斯兰文化也随着销声匿迹。今天，我们在那里只见一些断壁残垣和博物馆里的文化珍品，而不见穆斯林文化活生生的载体。从中也可以反证出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
三、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宗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结合，它促进了伊斯兰教育的民族化。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穆斯林的宗教教育，除了其共同特点外，还有其自己的特点，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民族文化传统，语言和环境等。中国内地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在回族等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共性的东西居多，因为那时多数经师、阿匐来自境外，他们受的教育自然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然而，在十四世纪回族形成之后，回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密切相关，同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随之孕育而生。经堂语和“小尔锦”的作用是宗教民族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胡太师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回族形成后的新变化。
胡登洲“课习儒学”使伊、儒贯通一家，以儒论经，更好地阐扬伊斯兰教义理。实现了两种文化的结合。十七世纪开始兴起的汉文译著活动是中国穆斯林宗教教育的继续深人和发展。汉文译著活动的参加者多是具体教育培养出的杰出人材，是胡登洲的再传弟子，他们能采取“以儒诠经”的方法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哲学体系。事实证明，伊斯兰教育的本地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堂教育为在中国宣传和弘扬伊斯兰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它的倡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经师、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它还是中国伊斯兰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结合，它促进了伊斯兰教育的民族化。
经堂教育做为中国清真寺教育文化的主要形式，也受到了时代的冲击，当今，中国清真寺教育也在逐步地发生着变化。除少数地区仍坚持经堂教育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清真寺教育都从课本、内容、授课形式上做了大幅的调整。河南、陕西、山西以及西北地区的清真寺引进了阿拉伯国家大学的教材，并开授阿语语文等课，有的清真寺还实行了课堂制，有的清真寺还开设了电脑、英语等课，并聘请教授或留学归国的学生任教，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师傅带十几个徒弟的形式，实行多师多课，逐步向正规教育靠扰。这些都是清真寺教育面临时代的挑战进行改革调整的尝试。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清真寺的教育也会逐步趋于完善，与社会接轨，并不断地培养伊斯兰教人才，为伊斯兰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注人新的血液。
建筑文化
建筑艺术与建筑风格是一种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一种文化，中国清真寺的建筑恰恰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一个见证之一。中国清真寺建筑大体可分为两大体系：一类是以木结构为主、羽翼式造型的 《中国清真寺文化浅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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