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
讯》2001年第1期。）工作难度大，造成档案馆、室工作人员有畏难情绪，“档案价值的潜在性，档案价值鉴定的预测性，以及鉴定结果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对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畏难心理。”（注：王传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一）——问题与形势》，《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1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价值鉴定是一个鉴定部门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冒险行为。由此，造成了以下问题：“第一，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难下大的决心，把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作为一个大的工程，作为影响档案工作发展的重要问题或‘瓶颈’问题，统筹规划，全面动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有效地解决。长时期以来，这个决心很难下，即使看到了问题，有了决心，但决心还不够大。第二，具体的档案馆、室，难下决心，基本上是等待，观望，不敢动手或不愿动手；第三，在具体的鉴定工作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鉴定难，销毁更难’。相当一些基层企业、事业单位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特别是科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但是，经过鉴定确定销毁处理的无价值档案或过期档案，大多是采取封存起来‘缓期执行”的办法，而这个‘缓期’常常变成了‘无期’，即无限期封存，不敢销毁。”（8）
（三）关于档案管理效率。
应该说档案管理中的效率本身的确难以表现。首先档案部门（尤其是档案馆）一直强调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经济效益要服务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以是量化的，但社会效益是无形的，不能以量比形式表现的。其次，档案部门的效率取决于所收藏档案文件的质量、类型、成分和管理水平，第一个档案馆、室有特定的文件来源，由此也具有特定的文件信息资源，这些因素显然不是完全决定于档案部门本身。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表现档案部门的管理效率比较困难。
但我国档案界早已有人指出我国的档案管理缺乏效率观念，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造成档案管理效率不高的原因有二：一是档案质量不高，致使档案管理的大量劳动做的是一种“无用功”；二是机关单位广泛设置了面广点多的档案室，没有达到管理法则中的规模效应。这两点正是与鉴定密切相关的问题，可见档案价值鉴定跟管理效率之间有着内在关系。
四、缺乏现有政策支持
（一）缺乏鉴定标准系统。
尽管我国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标准类型诸多。但相对于多种类型档案价值的多种鉴定，显然不够系统。归档鉴定、进馆鉴定、等级鉴定、开放鉴定、存毁鉴定中，相对来说归档鉴定的标准制定，历史较长，也历经多次修改。而其他类型的鉴定，标准一直比较模糊。
另外，即使在归档鉴定标准中，我国长期以来也偏重于文书档案、会计档案等。而对于机关单位的常见科技文件价值的鉴定，如设备文件、基建文件、产品文件、科研文件，有存在于专业系统的档案保管期限表中，也有的根本就没有专项规定。因而，同一机关单位鉴定文件价值，可能要根据不同来源的档案保管期限表，显然给机关单位归档鉴定增加了难度。
由此可见，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稿的《归档文件与档案鉴定指南》是一种完善鉴定标准系统化的工作。
（二）操作标准过粗。
目前我国有关鉴定操作标准，尤其是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粗线条是公认的：条款内容过于简练、条款太少、保管期限档次较粗、用语抽象含糊、偏重宏观而忽视微观等等。这直接造成了实际部门鉴定文件与档案价值的粗线条，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责难实际部门的操作失当是不公平的，这应该是政策支持不力的原因。
（三）曾经有过“销毁档案就是销毁编制”的规定。
在1985年2月人事部、国家档案局颁布《地方各级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中，提出了一个与档案数量密切有关的“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其中规定：“馆藏超过一万卷不足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分每五千卷增配一人；超过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分每七千卷增配一人。”这种规定的影响是非常现实的，给档案局（馆）领导直接的警示就是：谁销毁档案，谁就是在销毁编制。
五、理论研究的脱节
我国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不力，这在不少论者的研究分析中已经指出，如王传宇和姜之茂，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种因素列入影响我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障碍性因素之一。应该说，这是对理论界的提醒，我们应该为此而反思。
笔者以为，我国鉴定理论研究不力，其表现可以概括如下：
（一）重点性研究开展不够。
档案价值鉴定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成为理论研究与工作探讨的重点。王传宇对《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这两种档案学的权威性期刊作过有关分析。《档案学通讯》自创刊以来，1980年至1992年13年间，每年一般只有一篇到两篇，有的年份
《中国档案》（前身为《材料工作通讯》和《档案工作》），作为最早创刊的、国家档案局工作指导性期刊，自1951年以来，所刊发的有关档案鉴定的文章（包括颁布有关法规性文件、工作探讨和学术研究），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具体分布情况如下：1951～1960年，共16篇。其中，1951～1955年，为0篇，1956年和1957年分别为7篇和6篇，这两年头恰好是两个期限表颁布之年。1960～1965年，5年间共42篇，这是一个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高潮，说明档案工作稳定发展到一定阶段，档案价值鉴定问题就突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馆藏下合理、档案质量低是一种“富贵病”，而档案价值鉴定则是解决档案部门“富贵病”的手段。这5年间尤以1965年为多，共有21篇相关文章或报道。1979～1992年，14年共29篇，平均一年2篇，从篇幅比例来看，又回到了50年代的水平，可见，“文革”不正常时代对于档案工作的影响。同样，到1993年以后，相关文章又逐渐增加了。
因而，从这3种期刊的文章刊发情况看，1993年以后研究增加，掀起新的高潮，这明显跟四川省档案部门1992～1993年开展的“消肿”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的大讨论有关。但跟国外档案界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情况看，显得十分滞后。国外在这段时间内，从美国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模式，到德国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再到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模式，经过了多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模式的演变。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注重档案价值鉴定研究，除时间上显得较为迟缓以外，还明显受到电子文件研究的影响。事实上，从90年代后半期，电子文件的研究迅速占据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地位，又将鉴定问题挤到比较次要的研究位置上。我国档案工作每个时期都有研究与探讨重点，从文书立卷归档、档案整理、到档案法，重心迭代，但转入档案优化与鉴定不久，重点地位即被电子文件研究、数学档案馆、档案信息化问题所代替。
因而，如此看来，档案价值鉴定研究“命运多蹇”，注定是棵“苦菜花”。
（二）务虚过多，针对性不强。
90年代以来，我们各级各类期刊，发表了数以百计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文章，而且共有一本专著、两本编著和一本论文集出版，它们分别是张斌的专著《档案价值论》、陈忠海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葛荷英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方法》，总参办公厅档案局编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
总括起来，应该说研究成果洋洋洒洒，颇为全面。但是对于近年来研究成果作一分析，可以将这些研究分几类：
首先是系统性与针对性皆具者，除以上所提到的专著、编著外，还有以王传宇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组所发表的成果，载于2001年第1～6期和2002年第1～2期《档案学通讯》、邓绍兴对于档案保管期限表与民国档案鉴定的研究。
其次是针对性强的研究，包括具有一开先河意义的四川省档案局在90年代初的讨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和宝荣、陈兆＠①、陈智为等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比如青年研究者如李华等、实际工作部门研究者如姜之茂、严永官、柳瑛等人的文章。这类研究成果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或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所著文章往往具有振聋发聩、令人深省的作用。
惜乎以上两类研究成果，在总体研究中，数量上占少数。依笔者亲身感受为例，笔者为了完成有关鉴定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几乎把我国主要刊物的有关文章都检索并加以阅读，但强烈感受到多数文章，或研究深度不够，或研究面失之狭窄，或研究理论性不强。这可以从文章标题上可见一斑，有些文章在90年代还“浅谈……”、“浅议……”、“……初探”、“也谈……”，在说明一些常识性问题。故而看上去鉴定研究的文章不时见诸发表，但真正有论新问题者、提新观点者则不多。不客气地说，这呈现出一种理论上的虚假繁荣，也是一种学术研究风气过于务虚的问题，值得我们档案理论界反省。
综上所述，要解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可能首先要解决鉴定主体的观念、政策制定与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以政策、理念的力量推动其他方面的变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左礻右吴
《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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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价值鉴定是一个鉴定部门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冒险行为。由此，造成了以下问题：“第一，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难下大的决心，把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作为一个大的工程，作为影响档案工作发展的重要问题或‘瓶颈’问题，统筹规划，全面动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有效地解决。长时期以来，这个决心很难下，即使看到了问题，有了决心，但决心还不够大。第二，具体的档案馆、室，难下决心，基本上是等待，观望，不敢动手或不愿动手；第三，在具体的鉴定工作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鉴定难，销毁更难’。相当一些基层企业、事业单位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特别是科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但是，经过鉴定确定销毁处理的无价值档案或过期档案，大多是采取封存起来‘缓期执行”的办法，而这个‘缓期’常常变成了‘无期’，即无限期封存，不敢销毁。”（8）
（三）关于档案管理效率。
应该说档案管理中的效率本身的确难以表现。首先档案部门（尤其是档案馆）一直强调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经济效益要服务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以是量化的，但社会效益是无形的，不能以量比形式表现的。其次，档案部门的效率取决于所收藏档案文件的质量、类型、成分和管理水平，第一个档案馆、室有特定的文件来源，由此也具有特定的文件信息资源，这些因素显然不是完全决定于档案部门本身。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表现档案部门的管理效率比较困难。
但我国档案界早已有人指出我国的档案管理缺乏效率观念，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造成档案管理效率不高的原因有二：一是档案质量不高，致使档案管理的大量劳动做的是一种“无用功”；二是机关单位广泛设置了面广点多的档案室，没有达到管理法则中的规模效应。这两点正是与鉴定密切相关的问题，可见档案价值鉴定跟管理效率之间有着内在关系。
四、缺乏现有政策支持
（一）缺乏鉴定标准系统。
尽管我国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标准类型诸多。但相对于多种类型档案价值的多种鉴定，显然不够系统。归档鉴定、进馆鉴定、等级鉴定、开放鉴定、存毁鉴定中，相对来说归档鉴定的标准制定，历史较长，也历经多次修改。而其他类型的鉴定，标准一直比较模糊。
另外，即使在归档鉴定标准中，我国长期以来也偏重于文书档案、会计档案等。而对于机关单位的常见科技文件价值的鉴定，如设备文件、基建文件、产品文件、科研文件，有存在于专业系统的档案保管期限表中，也有的根本就没有专项规定。因而，同一机关单位鉴定文件价值，可能要根据不同来源的档案保管期限表，显然给机关单位归档鉴定增加了难度。
由此可见，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稿的《归档文件与档案鉴定指南》是一种完善鉴定标准系统化的工作。
（二）操作标准过粗。
目前我国有关鉴定操作标准，尤其是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粗线条是公认的：条款内容过于简练、条款太少、保管期限档次较粗、用语抽象含糊、偏重宏观而忽视微观等等。这直接造成了实际部门鉴定文件与档案价值的粗线条，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责难实际部门的操作失当是不公平的，这应该是政策支持不力的原因。
（三）曾经有过“销毁档案就是销毁编制”的规定。
在1985年2月人事部、国家档案局颁布《地方各级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中，提出了一个与档案数量密切有关的“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其中规定：“馆藏超过一万卷不足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分每五千卷增配一人；超过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分每七千卷增配一人。”这种规定的影响是非常现实的，给档案局（馆）领导直接的警示就是：谁销毁档案，谁就是在销毁编制。
五、理论研究的脱节
我国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不力，这在不少论者的研究分析中已经指出，如王传宇和姜之茂，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种因素列入影响我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障碍性因素之一。应该说，这是对理论界的提醒，我们应该为此而反思。
笔者以为，我国鉴定理论研究不力，其表现可以概括如下：
（一）重点性研究开展不够。
档案价值鉴定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成为理论研究与工作探讨的重点。王传宇对《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这两种档案学的权威性期刊作过有关分析。《档案学通讯》自创刊以来，1980年至1992年13年间，每年一般只有一篇到两篇，有的年份
，如1990年、1992年，一篇也没有。《档案学研究》自1987年创刊以来，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每年仅有一篇或两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方面的文章发表，其中1991、1992两年都是零。这两种刊物都是在1993年以后，有关鉴定文章多了起来。
《中国档案》（前身为《材料工作通讯》和《档案工作》），作为最早创刊的、国家档案局工作指导性期刊，自1951年以来，所刊发的有关档案鉴定的文章（包括颁布有关法规性文件、工作探讨和学术研究），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具体分布情况如下：1951～1960年，共16篇。其中，1951～1955年，为0篇，1956年和1957年分别为7篇和6篇，这两年头恰好是两个期限表颁布之年。1960～1965年，5年间共42篇，这是一个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高潮，说明档案工作稳定发展到一定阶段，档案价值鉴定问题就突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馆藏下合理、档案质量低是一种“富贵病”，而档案价值鉴定则是解决档案部门“富贵病”的手段。这5年间尤以1965年为多，共有21篇相关文章或报道。1979～1992年，14年共29篇，平均一年2篇，从篇幅比例来看，又回到了50年代的水平，可见，“文革”不正常时代对于档案工作的影响。同样，到1993年以后，相关文章又逐渐增加了。
因而，从这3种期刊的文章刊发情况看，1993年以后研究增加，掀起新的高潮，这明显跟四川省档案部门1992～1993年开展的“消肿”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的大讨论有关。但跟国外档案界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情况看，显得十分滞后。国外在这段时间内，从美国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模式，到德国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再到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模式，经过了多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模式的演变。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注重档案价值鉴定研究，除时间上显得较为迟缓以外，还明显受到电子文件研究的影响。事实上，从90年代后半期，电子文件的研究迅速占据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地位，又将鉴定问题挤到比较次要的研究位置上。我国档案工作每个时期都有研究与探讨重点，从文书立卷归档、档案整理、到档案法，重心迭代，但转入档案优化与鉴定不久，重点地位即被电子文件研究、数学档案馆、档案信息化问题所代替。
因而，如此看来，档案价值鉴定研究“命运多蹇”，注定是棵“苦菜花”。
（二）务虚过多，针对性不强。
90年代以来，我们各级各类期刊，发表了数以百计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文章，而且共有一本专著、两本编著和一本论文集出版，它们分别是张斌的专著《档案价值论》、陈忠海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葛荷英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方法》，总参办公厅档案局编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
总括起来，应该说研究成果洋洋洒洒，颇为全面。但是对于近年来研究成果作一分析，可以将这些研究分几类：
首先是系统性与针对性皆具者，除以上所提到的专著、编著外，还有以王传宇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组所发表的成果，载于2001年第1～6期和2002年第1～2期《档案学通讯》、邓绍兴对于档案保管期限表与民国档案鉴定的研究。
其次是针对性强的研究，包括具有一开先河意义的四川省档案局在90年代初的讨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和宝荣、陈兆＠①、陈智为等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比如青年研究者如李华等、实际工作部门研究者如姜之茂、严永官、柳瑛等人的文章。这类研究成果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或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所著文章往往具有振聋发聩、令人深省的作用。
惜乎以上两类研究成果，在总体研究中，数量上占少数。依笔者亲身感受为例，笔者为了完成有关鉴定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几乎把我国主要刊物的有关文章都检索并加以阅读，但强烈感受到多数文章，或研究深度不够，或研究面失之狭窄，或研究理论性不强。这可以从文章标题上可见一斑，有些文章在90年代还“浅谈……”、“浅议……”、“……初探”、“也谈……”，在说明一些常识性问题。故而看上去鉴定研究的文章不时见诸发表，但真正有论新问题者、提新观点者则不多。不客气地说，这呈现出一种理论上的虚假繁荣，也是一种学术研究风气过于务虚的问题，值得我们档案理论界反省。
综上所述，要解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可能首先要解决鉴定主体的观念、政策制定与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以政策、理念的力量推动其他方面的变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左礻右吴
《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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