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关系

种教育过时了，成为历史了。本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因为这样的体制和传统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就一下子否定它的价值。我们的传统当然可以反思，正像对西方的传统也可以反思一样。在这种反思中，我们可以客观地把这两种不同的体制和传统进行对比研究，比较它们的功用。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像我们国家这样以执政党和国家的身份出面，公开地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从根本上说是正当的，是社会有机性的表现，为人类社会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着国家建设事业，也引导着人们的思想潮流。于是，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情况结束了，国家和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迈开大步向着现代化迅跑。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中国人找到了归属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社会风气，那样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吗？从没有过，在世界各国中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那么突出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党和政府对社会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仍然是我们社会同一性的重要纽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一个领导人民去追求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核心，有一种主导的价值观，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幸运吗？看一看世界上那些陷入种族矛盾、教派冲突和思想混乱的国家的情形，我们就会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任何一种体制和传统都会有它特定的问题。我们这样一种体制和传统，也是如此。我们不必讳言，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搞得不好，没有体现出我们的优势和本质，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比如，党和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摆正思想政治教育的恰当位置，把它放在不适当的冲击一切的位置上，或者在教育内容上安排不当，在教育方式上选择不当，都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思想上犯了“左”的偏向，搞了许多政治运动，把思想教育搞过了头，使人们的思想自由实际上受到限制，使人们感觉到思想压抑和痛苦，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反感或厌恶。这无疑是一种偏向。这当然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但也提出一种值得重视的一般性的问题，即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在尊重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和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环境中进行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包办代替。
　　在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选择，并不必然导致取消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拨乱反正，特别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

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自由空间更大了，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在思想方面有更多自由选择的余地。但这并没有取消党和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中进行选择的难度增大，也就越来越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引导。这样，人们思想进步的追求，思想选择的需要，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支点和生长之点。
　　以上所谈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但事实上这一教育首先是面对党员的，它首先是一种党内的教育。面向党员的教育和面向全体人民的教育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能有许多方面，我们这里主要讲在思想自由这个方面的不同。这里涉及到信仰自由的问题。对于不同的教育对象，思想自由有不同的含义。对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有信仰的自由，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一定必须达到某种道德标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5]但对共产党员来说，则不能如此说，如果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如果达不到一定的道德要求，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在党内的教育中应有更严格的要求。当然党员也有一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信仰自由，而是党内民主生活所规定和所要求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的，是在共同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为党章所规定了的自由。在谈论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关系的时候，这一点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注：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3、360页
　　[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第1050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6～1477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09

《试论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关系(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