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检讨

但是，这种设定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比如，将一些与自己有关系的期刊定为本单位的核心期刊，从而在评价中占有先天的优势，等等，这使得评价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1.3.6　“核心期刊”论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造成严重危害
　　周祥森先生认为“核心期刊”论对编辑人员正常的编辑工作、主编办刊理念的顺利实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性影响。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严重制约了主编年度选题计划的实施；严重障碍了编辑人员主体性作用的正常发挥；造成了同类刊物之间稿件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匀状态，也造成了大量高质量稿件的无谓积压，影响了优秀学术成果的及时发布；影响了编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编辑人员与作者的正常关系；无谓地耗散了学术期刊编辑人员的时间、精力；严重影响了学术期刊板块的主题结构和专栏特色的体现。[6]
　　1.3.7　核心期刊论还使得以图书方式出版和在报纸上发表的原创性学术论文无法进入评价体系
　　我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由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史》、《文艺论丛》、《美学》等在当时的学术界有重要影响。从那时到现在，各个阶段都有一些重要的定期或不定期不同于期刊的图书型连续出版物，如：《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道家文化研究》（陈鼓应主编，三联书店出版）、《原道》（陈明、朱汉民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基督教文化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东方出版社出版）、《基督教文化评论》（刘小枫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这些图书上的论文水平比很多所谓的核心期刊高出不知多少倍。
　　　　2　“核心期刊”的缺失
　　核心期刊的缺失有些是由原始数据和研究方法造成的，有些是时间上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以下我们以最有影响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例试作为析。
　　2.1　对转载率、引文率、载文率的分析
　　转载率是《总览》依据的重要数据，《总览》的转载率用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数据。关于《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早已有专家指出并不一定是“优中选优”，[7]又有研究表明，用不同的二次文献提供的数据得出的“核心期刊”是大不相同的。[8]
　　2000年版的《总览》中，社会科学共设立了29个学科，有23个学科没有“被引量”指标。“引用”是同行研究者对论文的某种重视或肯定，是被引用论文在学科领域内产生影响的重要甚至主要的指标和证明，缺少了被引量的支撑，“核心期刊”的判定便会使人感觉不够踏实。1996年版的《总览》中有63个文科核心期刊表，也有34个学科因引文不健全而未作引文分析。
　　“载文量”与被摘量和被引量相比，是对期刊评价影响最小的因素，而且载文量的评价作用必须建立在期刊经过初步筛选的基础上，未经筛选的期刊的载文量基本上不具有评价意义，在当前期刊出版界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如图书情报学界有一份杂志，每年出版12期，每期发文87篇左右，年发文量是《情报学报》的8倍，但在圈内的口碑却是最差的（至少是最差之一），该杂志每期庞大的发文量数字已成圈内的一个笑话。在其他学科和学术期刊中也存在此类情况。
　　2.2　学科的类分深度和核心期刊的学科平衡
　　在综合测定核心期刊时，学科的类分深度对各学科入选期刊的的多寡有重要影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研制者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类目分得过细，容易产生相关类目核心期刊表中核心期刊大量重复以及大、小类目之间核心期刊数和质量不平衡等问题。一般来说，小类目容易使水平不高的刊物进入核心区，大类目容易淹没新兴专业的优秀期刊，造成漏选。”[9]可说是认识得很充分，但实际上此类问题在操作上是无法解决得让人满意的，至少目前是如此。我们看一下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三个学科的核心期刊数量，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法学和历史学都没有再细分，核心期刊数分别是19种、23种，政治学则细分为“政治理论”、“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三个子学科，核心期刊达60种之多，也就是说，政治学的核心期刊比法学和历史学再加上上面未提到的“哲学”类（15种）的总和还要多。这显然是和这几个学科的学科力量、学科宽度和学科深度等要素表现出的学科现状不相符的。
　　还有类似的例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安年教授曾经对该校社科处确定的文科科研津贴期刊做过非常细致的分类研究，他发现社会科学总论、社会学、统计学、管理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等类，共41种。经济学类共58种。新闻图书出版、档案学、文献学、博物馆学类，共38种，这三类共占了137种。而中文、历史、哲学、教育、心理系和外语6个系科总数只有96种，比前面主要涉及经济系、管理专业、图书馆情报系的137种还要少41种。[10]
　　又有某学者在查阅某重点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统计时，

发现该校在一流刊物（这是核心期刊的核心，基本上每个一级学科只有一种）中发文最多的是该校图书馆系的一位教师，顿感疑惑，因为该系比起其他文科各系来，实力之差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也是该校制定的一流刊物在学科上很不平衡。不论学科大小都只入选一种。这样就出现了有的学科的作者一年内能在一流刊物上发论文四、五篇。而哲学和历史这两大学科，只有《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名列其中。只要稍微对这两个学科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个作者每年能够在这两种期刊上发一篇论文就很有成就感了。[11]
　　可见，现有的各种核心期刊目录在学科平衡上普遍存在问题，有的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以致引起了一些学者教授的愤怒。
　　2.3　数据采用和评价时段上的误差
　　关于评价时差问题，已有学者作过研究。这也是一个在操作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任何期刊的质量都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核心期刊也是动态的。按理说，如果要拿核心期刊作评价工具，其评价对象所发表的年代必须与核心期刊研究采用数据的年代相同，但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还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例，2000年版是根据1995-1997年的数据研究确定的，也就是说，2000年版的评价最佳时段应是1995-1997年，但实际发生评价效力却在2000年6月（出版时间）之后，至少相差两年半。这种误差如果发生在质量不稳定的期刊上，则核心期刊连形式上的评价意义都失去了，此时面对一批各学科的各种成果，如果只是用是否核心期刊这一把尺子去衡量，那出现的就不只是差误，而是几近荒谬了。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确定核心期刊1596种，2000年版1571种，总量上增减不大。两个版本中都列为核心期刊的1301种，有295种期刊在2000年版中退出，同时有270种期刊在2000年版中新入选。也就是说，按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课题组的研究，共有565种期刊的质量处在明显的起伏变动之中（有少量期刊是因为停刊或创刊而在核心期刊表上出现变化，须另当别论），在两版共涉及的1866种期刊中占将近1/3，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对这些在核心期刊表中地位不稳定的期刊来说，刊登的论文的质量和期刊的影响大小刚好成反比。这表明，如果不确定合理的评价时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理论上会出现将近三分之一的差误。但困难的是，现在的科研管理往往也是急功近利的，成果发表后根据一些形式因素（如期刊级别，课题批准单位级别等）就匆忙给与定评，兑现奖励。这样，不论核心期刊表如何不断更新，其评价效力的发生和被评价对象在时间上永远是脱节的。
　　2.4　学术与非学术未作区分
　　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位研究宗教的专家对宗教学核心期刊的分析，邢东田先生认为，《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
　　关于期刊的定性，以宗教学类为例。该类共收入8种核心期刊，除了《世界宗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是学术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中国天主教》和《天风》等5种都是宗教协会的会刊，《中国宗教》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的行业刊物。然而，按照《总览》的说法，《法音》是“学术性刊物”，《中国道教》是“道教学术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天主教》是“宗教学术刊物”，《天风》是“基督教刊物”。这5种宗教协会的会刊，都不是学术性期刊，但除了《天风》还实事求是以外，其他4种都冒用了“学术”名称。这样一来，它们与真正的“专业学术性刊物”比如《世界宗教研究》，就没有了性质上的区别。
　　这类非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学术角度来看，基本上属于资料性文献，而不是学术论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这些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和引用率往往大于学术论文。比如《中国宗教》称：“本刊文章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转载。”，实际上“多次被．．．．．．转载”的主要是文件、报道等资料性文献。以这种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为准而确定的核心期刊，当然不宜称为学术核心期刊。[12]
　　2.5　一些重要期刊的缺失
　　几乎所有的核心期刊目录都会遗漏一些重要期刊，有些遗漏并不是研究者的过失，而是无法避免。遗漏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新创刊的期刊；(2)综合性期刊；(3)边缘学科或新兴学科期刊；(4)在出版形式上不符合研究者采集数据要求的期刊；(5)受数据采集和研究方法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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