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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


量中,洋务官员注意到英、法侵略

者轮船、枪炮的坚利,认为中国兵器“远逊洋人”,传统兵器不但不足以灭洋人,而且不足以灭“土寇”。“自有以来,水师长龙、拖冒各项师船均成虚设,不但不能御敌,即追捕洋盗亦难得力。”⑥从而购置十仿造、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详细介绍了“西国水陆战守利器”,包括步枪;岸炮、水雷。他对这些利器作了“考究”而“得其大略”,指出:“炮有前后门生熟铁纯钢之分,枪有前后门滑膛来福之异,水雷有用触物磨物电气发火之别”。关于洋枪。他说,各国都改用后门枪,“以其手法灵捷,放速而及远”。他把英、俄、德、法、美“泰西五大强国”的新式后门枪的“利钝迟速”作了比较:“英之亨利马梯呢精于俄,俄之惮尔打精于美,美之林明登精于英之士乃德及德法诸枪也。”从而认识到前此各国贱价售于中国的前门枪仍系“旧制”。即如已购进的林明登、士乃得后门枪也不是上品。因此,他拟与总理衙门商购英国亨利马梯呢枪和俄国的恽尔打枪,“以备将士选锋者操用”。关于岸炮,他说:“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鹿L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所以,他购买了克鹿炮,“分置大沽炮台、天津防营”。”总理衙门奕沂等指出:枪“必须用最精之枪,一律之枪式,方能有济”,“各国所制枪式,日久日新,从前之来福枪不及后门枪,后门枪以林明灯及麦提尼为精。现在英国所造之亨理麦提尼枪,又驾而上之。若用器先逊于人,则临阵更难制胜”。⑨可见,洋务官员正以科学眼光审视武器,注意到西方军事科学的进步,讲求以新式、先进武器装备军队。

其次,采用西法操练军队。雇请洋将和分配军事学堂毕业生到各营充当教练,操练军队,提高军队素质。丁日昌在奏折中说:“他曾于沪上阅西人陆操,有能不假系援,徒手上城者;有能以篙植壕中,凭以跃过二三丈之壕者;有能足缘单绳,手放洋枪者。其助攻常者,前者死亡,后者继进,并不反顾。因此,他奏请要在沿海“精练”陆兵10万人,以成“劲旅”。⑨李鸿章奏请“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换用后门进子枪,无事时“专讲操练”。⑥他赞赏西国用兵军械求精,操练甚严,指出中国军械“不求甚精”、操练“不必甚严”的弊病,主张“取被之长,救我之短”,严加操练军队。

又次,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新一代将才。福建船政学堂后堂培养海军将才(军舰管驾等);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培养海军和陆军将才。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培养陆军将才。李鸿章说: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务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务必由武备书院造就,……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张之洞认为:“整军御武,将才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重要原因在于其“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⑥这说明,洋务官员已认识到仿效泰西各国“讲究军事”、培养有军事科学知识将才的重要。他们把学堂视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根本”,主张仿照西国“选将以学堂为根基”。“这些由学堂专门培养出来的将才具有近代军事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将官素质。

再次,海防观念的近代化:建设近代海军、修筑新式岸炮台。这是海防观念近代化的重要体现。洋务官员认为轮船是海中“第一利器”,因此,奏请购买、制造轮船,建立近代海军。丁日昌指出:“海上争锋,纵有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⑥李鸿章认为:海防“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他奏请北、东、南三洋各设大兵轮船6号,根拨轮船10号,合共48号。北洋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分驻厦门、虎门。②后来,实际成军的是北洋海军(直隶)、南洋海军(两江)、福建海军。

修筑新式岸炮台是近代海防的另一重要设施。洋务官员注意到修筑炮台的近代科学性。如李鸿章建议:“各海口仿照样式修筑沙土炮台,以地步宽展椭圆坚厚为要。”⑧丁宝侦具奏说:“此时修筑炮台,非仅如寻常守备,垒土累石,随便据险为之,遂谓可资捍御也。必须得熟习海疆形胜、精通地舆、探明算法而又周知外洋攻战机宜之人,或乘舟历险,或登山涉隘,远测近观,以定台基。台基既定、然后讲求筑之之法,方圆斜正,一一精审。务使被船之炮不能遗伤我台,我台之炮可以远及彼船,斯筑一台始得收一台之用。”⑩

五、作用、地位和局限

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突破传统的“夷夏之防”和技艺观,接纳西学、引进西学、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改变原有陈旧观念。这种“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①,在“故习之难除”的当时,对开启风气、启蒙思想、传播近代科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其一。近代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由轮船、枪炮弹药制造发展到织布、制麻、冶炼等商品制造以及用“西法”探矿.用机器采矿,举办电报、铁路等,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使资本主义应运而生,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此其二。专门人才被重视、被任用,使他们的专长得以发挥,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如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同译欧几里《几何原本》后九卷(前六卷明代已译出)、《代微积拾级》等;徐寿被曾国藩招入幕府后,在江南制造总局,“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并同华荫芳等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数百种,@此其三。由于西学的引进,以及和人才培养的结合,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为国防、经济建设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其四。由于西学的引进。传统的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军事观念等发生变化,给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状况,此其五。

总之,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在中国近代化

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当然,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也有严重局限。如,思想变化中缺乏政治观念的近代化。洋务官员引进的西学中除部分法律知识外,基本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他们陶醉于本国的制度,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好,不能改变,不必学外国。又如,技艺观及人才观、经济观念上都有局限。⑥再如,军事观念上没有实行兵制改革,如没有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兵员素质差,成为乌合之众;封建乡土观念、地域观念、专制观念弥漫军队,影响协调动作和战斗力;指导思想上重视防内、靖内,惧伯反侵略战争等等。

可见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不彻底、不完备的。他们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早期维新志士如王裕、郑观应、马建忠、容闳等的思想近代化相比是有差距的。尽管如此,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仍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变化。由于他们的官员地位,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更重要的是奏请朝廷准许、付之实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推进,有洋务官员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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