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明确表示“谨遵圣训，绍继前烈”的意向：

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旨。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庶警学者。……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诸掌，孰曰难哉？[11] (《宋朝事实》卷三)

同时，他也对士大夫的正家之法予以关注。张师德即曾因“孝谨有家法”而受推荐、被擢用。[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天圣四年闰五月辛未)太宗辅臣李昉家族世居京城之北，“凡七世不异爨”，其子孙辈亦皆“能守家法”。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曾对李昉的儿子李宗谔说：“闻卿至孝，宗族颇多，长幼雍睦。”并且继而指出：

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六，大中祥符四年十月戊辰)

这件事在文莹《玉壶清话》卷四也有记载：

在玉堂，真宗召公（按指李宗谔）同丁晋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常思国朝将相之家，世绪不坠，相惟昉、将惟曹彬尔。闻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继二圣基业，亦如卿家保守门阀。”

“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这短短一句话，称得上点睛之语。它将赵宋帝王世代嗣守的“祖宗基业”与士大夫之家的“保守门户”并列齐观，道出了赵宋倡行“祖宗家法”一说的真谛。

恪行先朝成规、保守前代基业的宣示，在北宋前期诸帝的即位诏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称：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一月乙卯条)

至道三年（997年）宋真宗的即位制书中，强调说：

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四月乙未条)

此后，仁宗、英宗的登极赦书，都忠实地沿用着这类说法。

“祖宗家法”作为成说而正式出现，应该是在仁宗年间。

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二月，知制诰李淑尝上《时政十议》，其中“议大臣”一条中说：

太宗皇帝尝谓宰相曰：“今四方无虞，与卿等谨守祖宗经制，最为急务。”[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二月乙未)

太宗继其兄太祖为帝，所谓“谨守祖宗经制”云云，殊无来由。李淑所说，很可能是指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十二月与其宰相的这番谈话：

上尝谓宰相曰：“国之兴衰，视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暨朕纂位，亦徐图其事，思与卿等谨守法制，务振纪纲，以致太平。”[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十二月)

从太宗所说“谨守法制”到李淑所转述之“谨守祖宗经制”，反映出的是，“谨守祖宗法度”的提法，在仁宗时期士大夫心目中已经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从“祖宗经制”到“祖宗家法”，实质意义并无不同，惟后者将“经制”纳入赵宋“家法”规程之中，凸显出帝王家法之涵盖意义而已。

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批评吕夷简，说：

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戌条)

所谓“陛下家法”，实际上就是赵宋的“祖宗家法”。这一提法开始出现，并在日后凝固为一成说，一方面与北宋前中期统治者及士人阶层对于“家法”的普遍重视有关 [6] ；同时，也与士人“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传家精神的重新确立有关。

欧阳修所作《欧阳氏谱图序》（集本）在叙述修续图谱目的时，谈及其“祖考遗德”：

某不幸幼孤，不得备闻祖考之遗德，然传于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吾先君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获承其一二矣。……《传》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今八祖之子孙甚众，苟吾先君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孙者守而不失，其必有当之者矣。[7](《欧阳文忠公集》卷七一)

这种把“事君”与“事亲”联系起来，将“为吏”与“立身”对应起来的提法，简捷鲜明地体现出“孝”与“忠”之间的关联与切换，体现出“氏谱”所希望“守而不失”的原则内容，也体现出当时官僚士大夫之家“传于其家”的实质精神。南宋中期，陈亮曾经称赞他的朋友潘友文“临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当如此。”[13](《陈亮集》卷二十五《信州永丰县社坛记》)以敬奉祖宗的虔诚去敬奉君主，推治家之法以临民，这正是士大夫心目中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

北宋中期，二程兄弟对于《大学》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的尊信表章，实际上正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二程时时强调“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二程遗书》卷二《二先生语二上》中，有吕大临元丰年间所记如下一段话：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同书卷四，又有游酢记录下的程颐议论“二南之诗”的一段话：

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

朱熹在点拨其门人读《诗》时，也肯定了程氏关于“《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的说法。

天下国家之法，以齐家之法为其出发点，推治家之道以治国。这一方面反映着理学家们谨守伦理纲常道德，治根本、“正君心”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着理想中“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南宋孝宗时，张栻进讲道：

古人论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内，言治国必先齐家。须是如此，方为善治。[14](《南轩集》卷八《经筵讲义》)

理宗时，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大学》“治国在齐其家”章之后，曾经写下一段手记，回忆当时讲论的情形说：

进读《大学》“治国在齐其家”章，奏云：“……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后却旋去学治国也。”[3] (《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讲筵进读手记》)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四《家训》目小序中亦说：

人有常言：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必以齐家为本也。天子不能齐其家，则不可以化天下，……士庶人不能齐其家，则不能以化诲其子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齐家为第一义。

汉唐时期家族组织以小宗宗法为原则的例证很多 [7] ；宋代的“齐家之法”，一般而言，也是指“小宗之法”。在当时，践履“小宗之法”，维系宗族、普及教化，被视为“安万民”以至治天下的重要途径。与程颐处世态度大不相同的苏轼，在这一方面，却与伊川先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其《策别安万民二》中，苏轼说：

一国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曰自小宗始矣。[15](《苏轼文集》卷八)

当时，士大夫之家注重“齐家之法”，是对于社会地位流动不居之总体背景的反应措置之一；帝王之家倡行家法，根本意义亦着眼于稳定家国。“自小宗始”的目的，不仅在于“保家”，而且在于使民“忠厚和柔而易治”，在于“安民”。

三

嘉祐六七年（1061—1062年）间，为兖国公主宅内臣梁怀吉等事，司马.光与杨畋、龚鼎臣等纷纷上言。司马光先后上《论公主内宅状》及《正家札子》，批评仁宗“曲徇公主之意，不复裁以礼法。”并且要求皇帝

仍戒饬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屡违诏命，不遵规矩，虽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几有所戒惧，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失美名。[8](《司马光奏议》卷八《正家札子》)

这真是直接且又具体地干预到皇帝的家事了。对于天子处理子女问题之原则的监督，在宋代相当普遍。

北宋一朝，凡遇皇帝年幼、太后听政之际，朝廷中的官僚们总是紧张而小心地注视着内廷的动向。元祐年间，朝野以熙宁时期对于“祖宗法度”的冲击为鉴戒，应该说，是赵宋历史上“本朝家法”受到最为严密关注的时期。

元祐五年（1090年），就哲宗纳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说道：

本朝太祖皇帝以来，家道正而人伦明，历世皆有圣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远观上古，近监后世，上思天地宗庙之奉，下为万世子孙之计……

在章奏的最后部分，范祖禹又驳斥所谓“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说云：

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一，元祐五年十一月)

由“陛下家事”而言及“本朝家法”，这本来是就“祖宗家法”的狭义出发的；但他旋即以“天子以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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